内容提要：工业生产能力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工业化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温州、苏州把握先机，从发展农村工业起步，进而推动整个区域工业化，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且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工业化范式。分析研究这些地区工业化启动、演进和转换升级的模式，有助于探索大国中一个地区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路径和规律。 论文关键词：工业化模式 产业竞争力 发动主体 资本形成 技术选择 工业生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体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从历史上看，工业化一直是发展的中心内容，” 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提高地区竞争力的主要动力。工业生产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力能否持续提高、经济竞争力能否持续增强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泉州、温州、苏州把握先机，从发展农村工业起步，较早依靠市场经济走上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推动区域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我国率先产值超千亿、产业竞争力较强、地区经济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少数几个地区，形成中国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且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工业化典型范式。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地区产业竞争力和整体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分析研究这些地区工业化启动、演进和升级的模式，有助于探索大国中地区工业化成长模式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之间的互动规律。 一、发动主体比较。泉州、温州两市工业化主体主要以私人为主导，属市场主导型工业化。苏州市工业化是在社区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和发展，属于以社区政府为主导的政府主导型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前，泉州、温州两市国家投资少，国有工业十分薄弱，乡村工业几乎空白，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乡镇、村级集体积累很少，政府对发动工业化心有余而力不足，民间闲散资金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表现为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村家庭工业的出现。泉州、温州两市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大多数乡村都同时把集体的耕牛、仓库、山地及少数集体积累，或承包给个人或分散到各户，引致农村家庭工业和私营企业发展。但在工业化进程中，泉州、温州由于不同的区位和人文环境也走上不同的道路。泉州市拥有700多万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及900多万泉州籍台湾同胞，又临近港澳，一些泉州籍港澳同胞及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华侨先后回乡投资，创办三资企业，走上一条家庭工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共同推进工业化道路；温州市则主要通过私营企业自身发展推动工业化。而苏州市改革开放初期便拥有相当雄厚的城市国有工业和一定基础的乡村工业与集体资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没有分散集体资产，乡村政府创办作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部分的乡村工业便自然充当农村工业化的马前卒，社区政府是大多数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经营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 成为发动工业化的主体。而且，当时苏南（包括苏州）群众集体经济意识很强，“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选择上，（许多群众）仍然倾向于自己从中得到很多实惠并对社区和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乡镇集体经济”；“从1978年至二十世纪九十二年代中期，城乡集体经济一直是苏南工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基础。” 到2001年底，泉州、温州两市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超过90%，非公有制企业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主体。 苏州集体经济一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80年代年均递率达30%以上，是当时苏州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1985年，全市乡村集体企业工业产值比1978年增长8.47倍，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从43%上升到83.4%，在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14%提高到46.2%。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九十二年代前半期，苏州市实行“三外”战略，中外合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迅速发展，以及乡镇工业大规模产权改革前，1995年苏州市工业产值中国有、集体（镇村工业）仍占有79.7%，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正是由于发动工业化的主体不同，泉州、温州两市城乡工业化必须依靠乡村企业自身力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逐步壮大，特别是八十年代初期民营企业的国内政治环境并不太好，泉州、温州乡村工业是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下成长，益发艰难，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其工业化模式的典型意义在于泉州、温州走出一条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依靠民间力量推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的工业化道路 。苏州乡村工业是以社区共有为特征，以基层政权为后盾，因而能运用行政权威调动、配置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形成更加社会化的生产力布局 ，而且当时国内政治环境又有利于苏州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州工业化进程十分迅速，并促进产业结构顺利转换。泉州、温州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转换相对滞后。 二、资本形成比较。泉州市工业化是内外资本共同推动以外资为主体的外源性工业化模式，苏州市工业化是内外资共同推动，由内资为主转为外资为主的外源性工业化模式。温州市工业化是以内资为主，外资为辅的内源性工业化模式。 泉州市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启动资本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商和农业生产平时积累所得。泉州市和温州市一样，具有相当深远的经商传统，80年代初遍及泉州市的“估衣摊” 泉州人利用市场的区位差、商品的时间差和销售的价格差，获得工业化启动资金的第一笔原始积累。二是侨资侨汇。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海外侨胞对祖国大陆政策不甚了解，不敢以海外客商名义回乡投资，往往采用委托大陆亲友投资或汇款支持大陆家人投资的方式办企业。当时泉州市很多乡镇企业资金、技术设备都来自海外。据统计，80年代初泉州市侨资侨汇基本上占到全国的10%。三是海外华侨捐赠。泉州市海外侨胞都有很高的爱国爱乡热情，不忘故土，怀念亲友，纷纷向家乡亲友捐赠资金、生产设备，帮助家乡创办企业，搞公益事业和发展生产。据统计，从1978年1983年，仅石狮镇区华侨捐赠总额达1000万人民币，从1985年到1995年，全市华侨捐赠达35亿元人民币，成为工业化资金的辅助渠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泉州市乡镇工业依靠自身积累不断壮大，同时海外对祖国大陆政策渐渐明了，泉州市大力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多形式招商引资。苏州市发动工业化初期资本主要是乡村集体积累资产，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三外”发展战略，乡镇工业大多嫁接外资，同时三资企业迅速发展。1999年，苏州市三次产业资本投资中公有资本占有49.8%（其中投入二产占二产总资本33.3%），外商资本占40.6%（其中投入二产占二产总资本58.7%） 。2001年末，苏州市实际利用外资30 .22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33.43亿美元，外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达50.49%，对全市财政收入贡献达43.6%。（其中外资企业为38.6%），对财政收入增加值的贡献达54%。温州市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具有鲜明的内源性 。温州市工业化起步到近年的发展中，引进的外资很少，即使在1992年以后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引进外资的背景下，温州市的外资依存度仍然很低，1997年为2.79%，1998年为1.5%，2001年也仅达到3.54%，同年三资企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5.3%，而2001年泉州、苏州两市外资依存度分别为30.02%和44.45%，分别比温州市高出26.48和40.91个百分点。因此，温州市工业化进程中启动资本基本上是立足于区内、国内获得的，而且区内、国内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私营企业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而不是通过银行、资本市场等正式金融渠道，因为正式金融渠道对于小规模私营企业一直是可望不可及的。到2001年，温州市仅有1家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企业是温州工业化的主力军，但温州民营企业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 。而截止2001年末，泉州市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买壳上市等方式在国内证券市场筹资达13亿多元，在香港上市共筹资近17亿港元。而苏州市1999年就有8家上市公司，市值达到285亿元，2001年苏州市上市公司在国内市场募集资金达9.6亿元。 三、发展战略比较。从宏观发展战略看，泉州、温州两市都采取市场主导型倾斜突进战略，苏州市则采取政府主导型倾斜突进战略。 一般而言，世界各国和地区工业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道路可归纳为两种模式：一是平衡渐进模式，即产业结构由一次产业为主导向二次、三次产业为主导，由低向高逐渐推进。二是倾斜突进模式，即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按照某种标准选定几个主导产业，重点倾斜发展，短期内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二战以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处于重工业化阶级，并很快向高技术工业化阶段逼进；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仍处于低级状态。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从农业开始按部就班，不仅发展过程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十分漫长，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不断拉大。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 洲“四小龙”采取。各种手段重点发展工业的战略，在产业产值结构上表现出工业份额显著高于一般国家，从而与西方学者钱纳里、库兹涅茨等提出的产业结构标准值出现较大的偏差。 在工业化战略上，泉州、温州、苏州都采取倾斜突进型发展战略，其产业结构与国际上几种标准模型比较，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上二产结构比例较高，一产结构比例偏低。改革开放以来，三市都在农业尚不发达、农业生产率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市场和民间力量强行发展比较利益较高的工业，而把比较利益较低的农业转移到国内其他地区，并由工业超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较快增长。从1978年到2001年，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比重分别从38.59%、42.18%和28.11%下降到7.3%、6.2%和5.2%，年均分别下降1.34、1.56和0.99个百分点。据有关数据表明，日本农业比重从42.7%下降到6%，用了76年时间，年均下降0.48个百分点；德国从44.8%降至5%，用了约100年时间，年均下降0.4个百分点；美国从上世纪的17.9%降至2%，用了85年时间，年均下降0.19个百分点；韩国因战后30年中农业产值下降了30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而被国际上称为“压缩型”工业化道路 。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可称之为“超压缩型”工业化道路。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持续提高，但农业产值的迅速下降并不完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一定程度上忽视农业。三市作为大国中的一个地区，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加快发展而不是农业安全。为了迅速发展地区经济，三市都自然而然地考虑将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转移给国内其它农业省区，自己则利用市场机制优势大力发展比较利益较高的工业，并通过地区贸易用自身工业生产剩余换取其它地区农业生产剩余，因而三市的工业化战略又可概括为跨越农业直奔工业的倾斜突进工业化模式 。从微观发展战略上，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战略存在差异。在工业化初期和中上期，经济增长一般比较粗放，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增长才逐步由粗放向集约型转变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量化标准，工业化初期阶段结束的标准是农业劳动份额不超过55%。人均GDP不低于1000美元；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份额低于30%，产值比重低于15%，人均GDP高于2000美元 。而泉州、温州市在1995年才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现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苏州市1993年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而且仅经过短短三年的1996年就结束工业化中期阶段，现已处于工业化后期。体现在工业发展战略上，上世纪八十年代三市都实行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兴地富民为目标，以高投入为手段，通过尽可能扩大生产能力加快工业增长，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乡镇工业适应短缺经济需求，把新增生产要素主要用于扩建、新建厂房，添置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出总量，用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粗放型发展战略。进入九十二年代后，苏州市在外资带动下率先进入工业化中期，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使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技术进步为支撑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走上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集约型发展战略，具体表现为乡镇工业适应过剩经济下激烈市场竞争需要，工业投入由投资者自主转为有限制报批，招商引资由引资方单向引资转为引资方和投资方双向选择，引导新增生产要素重点围绕提升产业竞争力、技术竞争力、机制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投入，从而提高了乡镇工业的持续竞争能力。 而泉州、温州结束工业化初期阶段比苏州迟3-5年，而且工业化中期阶段停留时间比苏州长，工业化战略由粗放向集约转型比较迟缓，从而国民经济运行效益比苏州差。 四、市场结构比较。泉州、苏州两市对国际市场有较高的依存度，而温州市对国内市场依存度比较高。 在工业化进程中，泉州市工业化最初启动资本很大程度上依靠侨资侨汇，工业化的具体形式也是从“三来一补”起步，随后通过招商引资嫁接乡镇企业和创办三资企业，外资一直是泉州市工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时同时，国际市场成为泉州市商品销售的重要场所，国际贸易成为拉动泉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1年，泉州全市社会出口交货总值达383.95亿元，出口依存度达34.13%。由于通关环境以及本地外贸公司资金实力不足，2001年泉州市自营出口仅12.61亿美元，自营出口依存度仅9.27%。据泉州市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泉州市出口企业另择口岸出口及外地外贸公司来泉州收购出口货源约占泉州出口总额的76%&nb sp;。苏州市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实施“三外”战略，九十二年代外经工作连连上台阶。1990年苏州市进出口依存度仅7.69%（其中出口依存度为6.35%），国内市场是苏州市商品主要渠道。1995年进出口依存度达到42.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1.4%），2001年进出口依存度达到111.16%（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57.9%），说明八十年代苏州市工业化市场拉动主要来自国内市场，进入九十二年代后才主要依靠国际市场推动工业化。 温州市工业化过程中贸易流动的国际性以及对国内市场的依存度十分明显。1995年，温州市外贸依存度为9.2%，1999年为12.4%，2000年以后迅速增长，达到20.2%（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9%）2001年为23.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7.8%），温州市2001年出口依存度仍然低于泉州、苏州16.33和40.1个百分点，说明温州市工业品市场主要在国内而不是海外，国内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是温州市20多年来工业化的主要拉动力，但1999年以后温州市外贸依存度年均以5-6个百分点上升，国际市场的拉动正逐步成为推动温州工业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五、技术选择比较。泉州、温州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发展方向，而且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继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苏州市工业化初期主要选择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和外资的不断转入，苏州市产业技术不断升级，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成为主导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泉州、温州工业化都是由民间资本投资驱动，泉州市依靠三闲（闲钱、闲房、闲人）起步，温州市依靠群众经商所得和家庭平时积累，都属于资金规模小又分散，而且两市工业化初期的投资主体文化水平都不高，投资产业技术选择自然首选市场需求大，技术要求低、资金规模小且回收获利快，又适合家庭工业、联户经营等小规模私营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温州市拥有手工业传统，以及以轻型加工业为主导的香港、澳门拥有大量泉州籍同胞的言传身教，进一步强化了两市把劳动密集型轻加工业作为工业化最初产业技术选择。2001年，泉州市纺织鞋服、建材陶瓷、食品饮料、工艺制品、机械制造五大传统产业仍占工业总产值68%，石油化工和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迅速增长，正逐步成为泉州市支柱产业。温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中，低压电器、普通机械、制革、化学、服装等五大传统主导产业仍占有73%。 苏州市工业化是在政府直接推动下进行的，社区政府能够组织有效资源集中投入一些重点行业，而且工业化的起点是与城市国有企业作配套和协作，因而工业化产业技术选择一开始便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和相对资金密集的织纺、机械、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随着外资不断加入，苏州市及时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新培育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与精密机械、新型家电、精细化工和石油化工、新型材料与基础原材料、轻型汽车与汽车配件等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快速增长，1998年至2000年递增达39.7%，改变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格局，成为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2001年全市新兴六大支柱产业产值已占工业销售总收入40.3% ，顺利实现了产业结构转换升级。泉州市外商投资占的比例也比较高，产业技术没能与苏州一样升级，除了周边环境缺乏适应技术密集产业需要的机构和人才环境外，外资来源主要是东南亚中小华侨特别是泉州籍华侨，资金规模小又分散是个重要原因。从各国工业化过程看，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递进，产业升级依次为纺织、钢铁、化工、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造船、石油化工、汽车和机器制造、收音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这个序列越往后越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从泉州、温州、苏州三市产业技术看，泉州、温州仍然处于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辅的阶段，而苏州市已经进入到技术密集型为主、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为辅的阶段。 六、结论与思考。通过对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工业化结构现状以及工业化启动条件、发展路径和各自特色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过去23年中，三市在工业化模式有各自的特殊性： 1、工业化进程主要由民间和政府两股力量来推动。泉州、温州两市工业化都是在民间力量推动下进行的。泉州市在工业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吸引、动员和利用海内外资源和市场，温州市在工业化过程中则主要吸收、动员和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两市都从发展传统产业起步并且不断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一定程度上忽视农 业而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以工业制造业快速发展推动地区国民经济迅速增长，走出一条民间力量为主，政府力量为辅，立足传统制造业发展并不断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的工业化路子。苏州市工业化是在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下进行下。在工业化进程中，苏州市及时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推进工业化的要素及时由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转向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及时推动产业技术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走出一条政府和民间合力推动、产业技术不断升级的工业化路子。 2、工业化不同时期政府和民间力量以及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影响着不同的工业化绩效。从泉州、温州、苏州工业化道路比较可以说明：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发动工业化的资源环境相对较差，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相对较弱，政府推动型工业化有利于组织和集中资源，具有较好的发展绩效，体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州市工业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远远超过泉州、温州两市。政府推动型工业化和民间推动型工业化最大的区别在于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政府的外生变量或市场主体的内生变量。由于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外生的，是靠政府、社区组织推动的。政府决策是最大的外生变量，政府“失灵”或稍有懈怠，其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工业化初期，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提高工业化绩效是十分重要的。市场与民间力量主导的工业化，经济增长的力量是内生的，是发自市场主体的追逐利润的冲动，政府的暂时“失灵”、稍有懈怠以及阶段性决策失误并不会完全抑制民间市场主体的投资冲动，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比政府主导型工业化微弱许多 。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市场主体力量有很大的发展，经济自主增长能力不断增强，政府对工业化的推动便要由组织资源转向为市场主体创造产业发展环境上，努力使投资者具有较高的投资效率和效益，使投资者能以最小风险获得最大回报 。体现在八十年后期及九十二年代三市大力加强投资环境建设以及九十二年代中后期苏州市大力推进乡镇企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上。因此，从发展趋看，政府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不断增强优化产业发展环境的能力上。 在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方面，按照工业化进程中区域经济外向化的一般规律来推断，大国中的一个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开放，既可以从区际化一边开始，也可以从国际化一边开始。泉州市由于拥有1600多万泉州籍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和泉州籍台胞，具有较为丰富的海外资源和较为宽阔的海外市场，工业化启动及发展进程能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从区际化和国际化两个方向同时启动工业化，一开始便具有较强的外源性。温州、苏州两市不具备泉州的海外资源和市场优势，工业化启动以及进程由于周边及自身资源环境的差异，八十年代两市都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市场，将其资本形成市场分布与国内其他区域联系在一起，从国内分工中获取比较利益，工业化的内源性比较明显。但苏州市能及时抓住时机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逐步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工业化的外源性不断增强。温州市在工业化进程中既没有泉州的海外资源优势又没有苏州的周边环境优势，工业化主体通过在国内市场发展而强身壮体后，利用国际资源和冲击国际市场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从1998年开始外贸依存度由10.75%提升到2001年的24.12%，三年间增长13.37个百分点，市场结构正在由国内市场为主转向区际、国际市场并重，工业化的外源性逐步提高，走出一条起步于区际化、拓展于国际化的地区开放之路 。 3、工业化初期不管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都会逐步走向发展绩效更高的路子。泉州、温州、苏州三市实践证明：工业化早期不管在启动条件、发展路径、发动主体、资本形成、市场结构等方面存在多大的差异，其最终的趋向都会逐步形成经济主要依靠市场主体自主增长，政府主要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动力来自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工业化的内源性和外源性不断融合。工业化的差异主要在依靠自身和自然、人文区位、资源环境对产业技术的选择上。
中国历史上的晋商、徽商、西商、闽商、粤商、鲁商、甬商、江西商帮、洞庭商帮和龙游商帮十大商帮初现于明朝，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在清朝达到鼎盛，最后在中国社会变迁和外来资本的双重冲击下灭亡。明清十大商帮所处的历史时代给其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而这些文化特性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
1.文化共性
（1）农商文化和官商文化并存的封建经济文化。明清时期，中国处在封建专制社会的鼎盛时期，农耕经济发达，儒家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十大商帮所处的地区都是农耕自给不足、农业生产条件基础薄弱的地区，农业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生计。虽然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但当地农民出于生存本能被迫脱离农耕经济而从事商业活动。由于商业活动长期受到主体农耕经济的排挤，社会生活需求遭到压抑，中国社会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中，商业活动比较顺利地取得成功。在初步积累了原始商业资本之后，十大商帮将商业活动与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相结合，掌握生产资料的支配能力。从整体上看，十大商帮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管理体系关系密切，尤其以晋商、徽商最为典型。他们通过与政治管理阶层勾结，获得专营程度相当高的盐业垄断经营权，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从而成为十大商帮中富裕程度最高的两个商帮。
（2）“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儒家文化。十大商帮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将“仁、德、礼、义”等带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了“诚信真善、义利并举”的文化特质，并以传统文化的诚信为宗旨，经商成功后以传统文化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这对于当时极度缺乏法治支持的封建商业经营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商人之间相互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基础保障。
（3）以地缘为纽带的商帮网络文化。会馆是商业网络的具体物化表现。会馆既为所在地坐商服务，也为途经行商服务，还为途经本地的他人服务（如赶考举人），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商帮开展商务活动和对外扩张[1]。因此，会馆越多的商帮，一般凝聚力、活力也更强。
2.湮灭原因
（1）小农经济文化的局限性。小农经济思想对十大商帮的限制根深蒂固。一是大多商帮都抱着“小富即安”的想法。除龙游商帮涉猎造纸业、采矿业等实业范畴，其他商帮都停留在流通业，采用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形式，没有站在产业资本的高度去看待商业。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二是封建商人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和满足需求。十大商帮的商人富裕之后主要将财富用于购买土地、盖房子、吃喝玩乐、窖藏，很少有人用于扩大再生产，产业难以做大。三是大多数封建商人虽然从商，但其内心却看不起商人，认同“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经商致富后就回归儒家思想中的正途——走仕途。他们有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商业精神，但却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2）区域文化的封闭性。清朝时期，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但区域文化的封闭性导致狭隘的商帮视野，大多数商帮无法主动出击，在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把握和创造机遇积极转型。如清政府灭亡之前，曾向山西票号发出邀请试办户部银行，但被山西票号总号拒绝。晋商没有抓住这次转型机会，没有进行积极创新，因而最终湮灭于历史长河中。而宁波商帮积极主动承揽此事情，一步步铸就了中国金融业霸主的地位。
（3）缺乏制度化的企业管理文化。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的重视深深渗透于商帮的经营活动之中，十大商帮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作为经商的基本单位，家庭或家族是商帮企业的最初形式。家庭或家族经营企业能够保证企业做大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提高整个家族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家族企业用人监督和管理的难题。但随着家族的分化，一个有实力的大企业可能被分散成几个弱小的企业，使得企业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甚至会衰落。家族企业实行人情化管理，这适用于小企业，但人情化管理所欠缺的公平性、合理性及制度性都将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缺乏制度化管理是明清十大商帮的硬伤，决定了其最终无法产生现代化企业。
二、温州商帮的文化创新对策
明清十大商帮的湮灭告诉我们，保持当代温州商帮的活力，必须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温州政府有责任引导社会舆论，进行温州经济文化大讨论，为温州商帮思想意识转型塑造社会氛围；温州企业家也要多学习多思考，拓宽视野和平台，突破自我局限。
1.转变思想意识
（1）尊重商业和实业。当前温州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依靠资金、劳动力投入进行简单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然而，温州商帮并没有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变，仍然停留于家庭作坊的发展方式，注重经济效应的短平快而不注重经济内涵。相比大规模的制造业，温州商帮更偏向商业流通环节，如销售、房地产、煤矿等这些短期内有高回报的行业。即便在本地从事制造业生产，温州商帮也往往立足实际，努力在小产业上做强做精[2]。这种偏好导致温州企业缺乏危机意识，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不能及时应变，创造利润的能力下降。温州企业的成长问题实际上是温州商帮的意识形态和对实体经济的认识问题。温州商帮思想意识转型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树立“实业即事业，事业即实业”的态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
（2）树立企业家精神。晋商、徽商经商成功后经常将利润用于购买土地，发展典当业。温州商帮也有类似做法，将利润投在房产和高利贷上，追求资本性收益，满足于物质享受。这些做法是小农意识的现代版本。温州商帮应树立企业家精神，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将企业做大做强，吸纳更多社会就业，提高工人福利，依照法律纳税，取之于民又回馈于民。
（3）重视事业的传承。现代社会已摒弃了“士农工商”的门户之见，但第一代温州商帮在取得成功之后，都削尖脑袋将子女送入公务员队伍，以求一个“铁饭碗”，这与徽商成功后送子弟入仕途的做法类似。由于创业的艰辛和劳苦，第二代温州帮商也并不情愿接班，宁愿守着第一代温州商帮积累的财富过安稳的日子。这对于家族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温州商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统计，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四年，常见的现象是，当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突然离去或退休的时候，往往就是企业终结的时候[3]。许多温州家族企业刚好进入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的阶段，如果不能及时转变思想意识将事业传承下去，那么温州商帮的衰落将不可避免。#p#分页标题#e#
2.改变交易方式，完善企业管理制度
（1）改变交易方式。温州商帮擅长人格化交易方式，这种交易方式在过去三十年中稳定存在，并且取得了较高的经济绩效。传统的家族伦理文化是支撑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基础。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能相容的[4]。温州商帮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给温州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制造业结构的演变缓慢与“代际锁定”，外向型经济步伐缓慢与“不可触摸的网”，温州人的大规模移民与“海外生意网”等[5]。对人格化交易方式的过度依赖，使得温州商人倚重内部网络，缺乏接收外部资源的潜质，造成内外“营养不良”，这对于面临新一轮产业升级压力的温州经济是致命伤害，而温州经济近几年表现出的相对停滞状况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因此，温州经济应变迁交易方式，使其有获取更多资源的机会和途径。
（2）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对家族伦理文化的高度认同造成了温州商帮过多依赖现有制度安排。许多家族企业仍采用经验管理模式，其所有制为家族成员共有，职业经理人难以参与。由于缺乏对外来管理人员的信任，温州家族企业中的核心部门如财务、销售都由内部人掌握，外来人员始终处于无法真正融入的状态。温州商帮要在管理制度上进行创新，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将现代企业制度融入企业内核，从内心尊重、遵守制度，提高制度执行者的胜任力；改变企业管理理念，改变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建立合理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更新经营管理理念，改革用人制度，超越家族企业文化，树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观，建立适合现代企业的用人机制。
3.建立区域特色文化
（1）突破网络边界。温州历史上是一个移民社会，因而温州人具有强烈的抱团意识，往往抱团行事以争取团体更大的利益。在过去三十年中，温州商人在全世界和全国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温州城”、“浙江村”，这是明清浙北、皖南、苏南地区“温州厂”、“平阳棚”的现代版。温州商人的综合素质并没有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具有更多的特殊性或优势，但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配着其自由流动和移民行为，能够在全世界做生意、办企业[6]。这种社会网络的利用、更新和扩充，就是抱团的雪球效应和群体的不断重组。抱团和重组是以严格的地域作为界限，非温州籍人士根本无法融入其中，明确的群体边界形成了强烈的排他性。同时，温州商帮在全世界各地经商时往往圈定地理界线自成一体，不愿意融入当地人的文化和社交圈，处处讲人情又到处破坏规则，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这种模式使得温州在全世界各地产生冲突，如“俄罗斯灰色清关”、“西班牙火烧温州鞋”、“罗马尼亚温商市场强制关闭”等，影响了温州商帮的形象，也对温州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因此，突破现有的网络边界，建立开放文化体系，已成为温州商帮自我提升的重要环节。温州商帮应积极接纳外地人和外来先进文化，接受外来产品和技术，打破温州商帮与温州经济的“路径依赖”，倡导合作文化，融汇自身文化和他域文化，使温州商帮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断更新和发展。
（2）建立学习机制。温州商帮的初始创业是生存型创业，现已由被动创业转向主动创业。被动创业时可以借助大无畏的勇气，主动创业时则更需要审时度势的精明和商业经营的能力。目前，温州商人热衷于参加各大高校举办的 MBA、EMBA 班，他们学习的直接目的不是获取知识和提升自我，而是进一步扩大社会网络，通过同学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这又反证了温州商帮意识形态的短视和局限。温州商帮应认清形势，主动学习。建议由行业协会出面，创办内部学习组织，组织定期的信息交流，进行“头脑风暴”；并组织温州商人与全国各地的商人进行互动。温州商帮在不断的对外交流中，逐步树立新的创业文化氛围和创业理念。
关键词：温州南拳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 策略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4）01―0034―03
1 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国际上比较关注的问题，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彰显中国文化特点的重要措施，是传承中华5000年文明，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很多“原生态”的文化，在单一化、标准化的全球商业文化的冲击下迅速衰落，拥有这些文化的人也随之消失。
2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特点的运动技艺与技能，以及在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相关实物和空间场所。它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既有与体育活动相关的竞赛程序、器械制作等身体运动内容，又有与各民族的社会特征、经济生活、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现象，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在过去几年中，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曾经陆续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挖掘、搜集和整理了一大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保护与推广，对于弘扬、传播中华体育文明，促进传统体育文化为当代体育发展服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3 温州南拳的历史追溯
温州自古武风颇盛，在温州平阳，有“男壮皆练武，村村有拳坛”、温州苍南则流传着“李家洋的女儿会划船，李家洋的老鼠会打拳”，在南拳的发祥地之一的永嘉瓯渠，也曾流行过这样的谚语：“瓯渠雄鸡也有三路柴（柴大概指的是棍棒，意思是瓯渠的公鸡也会武功）”，那么老鼠打拳，公鸡舞棍，打的拳就是温州的南拳。温州南拳发源于民间，扎根发展在民间，是浙南地区广大民众历来喜爱的健身运动项目，千百年来盛传不衰，它是产生、发展和流行于浙南地区的主要武术流派。温州南拳的架势和风格顺应历史变化而不断变化，注重生理与实用性，在全国武术拳种中有其独特之处，被列为全国129种优秀拳种之一。
据1985年原国家体委对全国武术工作的普查要求，温州南拳具有“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特点，温州南拳通常指流传于温州地区的南拳拳种统称，主要有三大流派，刚柔拳法、五龟拳法、虎鹤拳法。每个流派中都许多南拳套路、器械、功力、推马等练习技法。据温州市温州南拳协会主席潘挺宇介绍，温州南拳现存拳种400个，如双峰拳、四门拳、三战拳、七步拳、板凳花、丈二棒等，据1985年出版的《浙江省武术拳械录》记载，“南拳刚柔拳法”中记录拳术名称：由徒手套路70个、器械套路34多个、对练套路11个。
4 温州南拳发展现状
温州南拳作为浙南地区特有地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是劳动人民在古代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并广为流传的运动健身娱乐项目。它既有着民族性、地域性和娱乐性特点，又具有技艺性、教育性和健身性作用。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的“外来文化”和民族自身的“言传身教”等传统观念思想影响，温州南拳这种古老的、优秀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被现代人所忽略，甚至于走向断层和失传的境地，令人痛心。特别是随着农耕文明的逐步解体，现代竞技武术所倡导的“高、难、美、新”等武术发展改革的因素影响，严重影响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发展，温州南拳的传承与推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
据温州市武术协会与温州市南拳研究会资料记载，2001年温州市武术锦标赛南拳组比赛参加运动员总共8名。2003年温州市武术协会南拳分会成立，首届会员来自我市各县（市、区），共156人，其中女性5人。会员均为各地南拳尖子，多年习武，许多人在重大比赛中获过奖。2006年举办温州市首届南拳精英赛，参赛运动员80余人，大部分都是温州各地区的50周岁以上的南拳老拳师，年轻人数量较少。而温州南拳发展史上有众多的南拳名家，如陈一虎、陈郎青、陈寿喜等相继过世，下一辈没有很好的传承南拳的发展，目前温州南拳主要代表人由潘挺宇、金文平、胡松青等人，其年龄大多也在60岁以上。可喜的是2006年温州市政府把“温州南拳”列入市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温州南拳”被列为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公布了温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南拳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随着温州南拳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温州南拳的发展提供绝佳的发展机遇。
5 传承温州南拳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5.1 以人为本，活态化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性是它的“非物质性”，在温州南拳这种技艺被表达出来以前，人们看不到、摸不着、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只能通过南拳练习者演练、讲述来表达。因此，与物质类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度更大，所以保护的重点不应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这些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南拳技艺高超的掌握者）。2012年10月，温州市公布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许多温州南拳拳师名列其中，同时会议还决定文化部门将组织社会力量全力寻找非遗传承人，对掌握独特技艺技能的艺人进行调查、登记，明确落实保护对象，并对其进行适当经济补足政策。
5.2 客观真实，物质化传承
温州南拳属于技能与技艺、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实物收藏的方式进行保护，其最大优势是保存方式的直观性与客观性、真实性与不可替代性。如组织全市挖掘整理温州南拳古书籍与拳决、编写温州南拳史书，收藏统计温州南拳的武术器械与练功器具等方式进行传承；另外还可组织南拳代表性传承人表演拍摄、录制南拳图片与多媒体影像，通过现代科技技术水平再现温州南拳技术风格、武术套路、练功方式，体现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传承目标。如《中华武藏》就是物质化保护方式的一个代表，全面记载中国武术的百家拳种，传递中国武术文化，表现武德风范，展现武术精髓。温州南拳可以借鉴《中华武藏》成功运作方式与经验进行收集整理，将一改传统武术言传身教，难于向世界传递的不利局面。
5.3 全面系统，整体性传承
温州南拳传承的整体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能技艺体系，二是生存环境体系。任何一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多种技艺和技能共同构成的，如果置其他技艺于不顾，只保护其中的某项技艺，即使保护得再好，这种技术也不可能完整的传承下来。温州南拳是建立在温州地域文化基础之上，融会了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集中体现了温州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世界观和人生观，温州南拳不仅包括习练方法、套路种类、技法运用、理论体系等，还包括门派典故、武术轶事、礼节仪式、练习口诀、传承制度等多种形式，它们一起构成了温州南拳文化体系。
5.4 法律保护，制度化传承
2011年颁布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目标、方针、政策。省市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按照《遗产法》开展保护管理工作。由各省市文化与体育行政部门牵头，建立温州南拳项目保护与传承制度，文化行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同时广泛吸纳相关学术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开展温州南拳的保护工作；各级政府要制定温州南拳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措施和目标；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温州南拳项目进行资助；建立传承机制，规范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与命名办法，对有代表性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传承人（传承单位）授予相应称号，通过扶持、鼓励、命名和资助传承人。
6 温州南拳传承的具体措施
6.1 政府部门大力支持，提高宣传力度
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温州南拳文化资源的价值，加强落实法律制度或者指定规则条列，从政策上与经费上赋予温州南拳文化保护地位，特别是地方文化部门与体育部门要加大温州南拳支持发展力度，每年通过举办的“非遗活动日”、“全民健身日”开展南拳活动，如温州永嘉举办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拳表演大会，温州瑞安举办的“南拳全民健身日”等活动，社会影响巨大，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保护和传承温州南拳文化的重要性，鼓励人们积极地去保护和传承温州南拳文化。同时地方宣传部门、社会媒体、南拳民间组织等要加大对温州南拳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方式传播活动，如通过网络、电视、报刊、公益广告、节庆民俗活动等来广泛宣传，使每一个温州人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识保护、传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转变为行动上的积极保护和传承。
6.2 实施“南拳进校园计划”
学校是文化知识传播的摇篮，在国家的现代教育政策下，每个人都会经过学校学习这一阶段。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大力推广温州南拳的教育健身普及活动，鼓励举办各类南拳比赛活动，实行在省市南拳比赛中获奖的中小学生进行运动成绩加分制度。地方大中小学校应该要挖掘整理具有地方特色的南拳文化资源，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各县市区中小学校要充分利用学校地域优势、师资优势开展温州南拳教育传承工作，结合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机遇，促进自身发展，这不仅使学校的体育教学内容多样化，更能打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积极实施“南拳进校园”，“南拳进课堂”活动，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培养青少年练习南拳兴趣，也是温州南拳传承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6.3 加强南拳理论文化研究
为防止温州南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造成温州这一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立项南拳研究课题，开展温州南拳文化整理工作，鼓励南拳爱好者组建南拳体育与文化社团，成立温州南拳协会与文化研究会，并积极争取在温州地方高校中建立南拳文化研究机构。组织民间社团与地方高校的专家学者走访温州南拳的民间拳师，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理清温州南拳拳种，使之文字化、图片化、图像化，形成方便收藏和传承的资料，便于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开展对温州南拳文化的研究，使之形成一定理论成果，并将研究成果及时上报给政府部门，积极向政府阐明保护南拳文化的重要性，使政府在保护中加大投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门机构在保护和传承南拳文化时更具科学化、规范化。
6.4 加强南拳文化交流
市级及县（市、区）各级温州南拳协会、分会、俱乐部、基地、中心等各类民间社团组织应在当地体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组织南拳爱好者参加各类南拳推广活动，如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举办各类南拳体育赛事，如举办青少年南拳比赛、全市全民运动会南拳比赛、女子南拳比赛、南拳推马比赛等赛事活动。积极组队参加国际级、部级、省级各类武术比赛，如参加世界传统武术节、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香港国际武术节、台湾国际武术比赛等活动争获荣誉，增加温州南拳组织与其他武术南拳组织、温州南拳爱好者与其他武术拳种爱好者的交流与沟通，进一步提高温州南拳的演练与对抗的技术水平，加强开发温州南拳传统推马技术，制定传统推马竞赛规则，增强温州南拳观赏性、娱乐性、健身性，促进温州南拳活动的开展。
6.5 加强对南拳传承人的保护
温州南拳传承人是一个活宝库，负载着温州南拳的套路演练、招法运用、仪式禁忌等诸多信息，传承人是温州南拳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通过刻苦的学习、练习，潜心揣摩，广览博采，以超人的才智和灵性，贮存着、掌握着温州南拳的文化传统和精湛技艺，保护好传承人就是倡导温州南拳文化延续性的重要措施。温州南拳是由传承而得以延续的。传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以人为载体的，选定好、保护好温州南拳代表性传承人是温州南拳传承与保护的关键环节，乱选、错选传承人会带来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7 结论与建议
（1）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温州南拳的社会文化价值，加强落实制度管理，进一步提高宣传力度，实现温州南拳的保护和传承。（2）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地方高校要整合社会各类科研人员，加强温州南拳文化的挖掘工作，提高学术理论研究水平。（3）发挥地方学校教育优势，走“体教结合”之路，鼓励“南拳进校园”，“南拳进课堂”，加强青少年人群的培养，实现南拳从娃娃抓起的目标。（4）加强与全国其他武术流派、南拳拳种进行文化交流活动，提升温州南拳的健身性、观赏性、娱乐性，适当时机实现南拳的商业化运作。（5）政府部门要大力支持温州南拳事业的发展，立项专项经费，给予南拳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助。积极努力把温州的南拳项目申报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在温州创建温州南拳博物馆，申报建立“中国南拳之乡”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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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牛爱军，虞定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
第一章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1
一、 关于“文化”的界定…………………………………………………1
二、 文化的经济的作用方式 ……………………………………………. 2
三、 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3
第二章 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5
第一节 温州文化的由来…………………………………………………...5
第二节温州地区经济状况概述 …………………………………………….6
第三节温州文化的具体表现——温州人精神……………………………….7
第三章 温州文化演变对经济的影响………………………………….........12
第一节 文化演变促进温州经济发展……………………………………….12
第二节 温州文化开始阻碍温州经济发展…………………………………..13
第四章 总结 ……………………………………………………….…….16
参考文献 ……………………………………………….……….……..17
致谢…………………………………….……………………………… 18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文化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地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文化活动无不与经济生活相关，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先将对文化进行一般化的定义，然后结合温州文化分析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温州文化对于温州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第一章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一、关于“文化”的界定
什么是文化？“文化”一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
在古代中国，汉语中文化一词，似最早可以上溯到《易•彖传》之释贲卦：“小利而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郑玄注说，“贲，文饰也。”又说，“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以上文字就字面义来看，文化是人文化成，其间人处在中心地位。进而视之，则天文、地文、文明成为中国原初文化认知的三个重要范畴，以上下两体刚柔相交为文化的流变之道，以天文和地文刚柔交错为“文明以止”的人类文化形态的形成。由是观之，文化的概念在它最初的萌生阶段，已经包含了精神、物质和制度文明的不同层面的阐释。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 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中说，“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志意义上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我们看到泰勒是将文化和文明混沌不分等而论之，他给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比较先时的哲学的、艺术的、教育的、心理的和历史的文化概念。文化作如是说明不仅涉及到它的性质、范围、内容和意义，而且进化成为人类经验的总和，它不复是某些阶级的专利，相反恩泽广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错综复杂的总体”意味什么？它意味一个特定社会或社群的一切活动，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活动，而成为信仰、信念、知识、法令、价值，乃至情感和行为模式的总和。
在20世纪初生产力迅速发展时期，1982 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给文化下的定义值得我们充分重视：“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这个定义中文化不再拘泥于艺术，不再拘泥于过去的优秀遗产和当代的优秀思想，而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括了进来。由是观之，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意义和意识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意义和意识的生产、消费和流通的过程。生产概念的引入，证明经济在文化中起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社会意识的强调，则显示社会关系及政治同样成为文化走向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由此可见，文化既是一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合，特别是精神财富如知识、艺术和文学、教育、科学等，即社会的“高文化”——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物质的文化，又是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习俗、象征、非正式制度和人际关系等---无形的的文化，即精神的文化。对于文化的界定实在是众说纷纭，各家自持一言，无论如何定义文化，都可以是正确的，却又难以全面而完整的，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定义日益复杂。
在本文中，笔者要研究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这里的文化，指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而不是物质方面的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也不能包含太多的概念，否则就难以论述，因此，我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二、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方式
任何一个地方级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好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的制度，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在文化中存往与发展的。正如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所言，“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 以及存在着日前这种规模和结构的人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 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交换、贸易、竞争、收获和私生活的规则。它们不足通过本能，而是经过传统、教育和模仿代代相传。”不论交换规则，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氛围中，人们进行交往和市场博弈，从而行成秩序中的规则，或反过来说在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或社群中制度的实体。在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中，文化是居于首位的，制度只是第二层次的。从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话中可以看出，是文化通过人这个经济主体，使一种制度形成，那么文化通过这个地区所有的经济主体——人，影响了方方面面的制度的形成，从而使这些制度汇成一股推动力，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方式。
文化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还可以从图1中看出。图 1 显示了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方式从而分析对经济的作用方式。继承的文化（A）是指当代人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是指受社会结构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继承文化的变迁。结构环境（C）则指社会实践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失业、收入下降、资源压迫、以及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变化等。行为结果（D）是指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首先，社会文化的决定因素是继承的文化模式（A）和结构环境（C）。个人结果包括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和行为结果（D）。社会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有不同的方式。继承的文化模式可以直接对个人的行为起指导作用，即图中的A→D 过程。当引入环境结构因素（C）时，文化对于个人行为的影响发生变化。继承的文化受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后，产生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然后通过更改了的文化影响个人行为（D）。此时文化的作用过程为（A、C）→B→D。当然，社会结构环境（C）的变化也会直接对人的行为（D）产生影响，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行为不与传统的文化模式相吻合时，便改变继承过来的文化模式（A），即产生更改了的文化模式（B），而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D）。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复杂的文化作用方式：C→D→B→D。归根到底，文化都是通过“社会文化→个人行为结果→社会结果”这样一条路径对社会经济发生作用的。
图1 文化模式、结构环境和行为结果的相互作用①
三、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化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美国著名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曾指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我国部分地区就借助于地区文化优势获得了成功发展，其中温州地区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温州人精神是温州模式的内驱力，而温州人精神是温州人的共同理想、信念追求、价值取向、行为态度、文化习俗等因素的组合”。精神文化是以其特有方式对特定区域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准则、道德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全面的调节和控制，使区域社会的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现实也清楚地表明，文化已经渗透到现代经济活动的生产、管理、营销、分配、消费、投资等一切过程和环节。精神文化这种无处不在的底蕴作用，是经济发展中隐在的深层的推动力，它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
不同的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如吴越文化、永嘉文化、巴蜀文化、闽南文化等各不相同，与之相适应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和特点。我国文化资源丰富且地区差异明显，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地区的文化资源，培育并形成具有创新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涵特征的文化，就能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同时，“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远不止是在经济活动中的现实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对经济还具有久远的‘明天的意义’”，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将发挥长久的影响作用。
第二章 温州文化与温州经济
第一节 温州文化的由来
一、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结合
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的商业特征，与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宁波)同居全国首位。这种情况提供了温州人漂洋过海的方便，一些温州商人随贸易商船去国外经商，有的则客居那里经商，到建国前就有华侨3．8万人。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 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但另一方面，温州古城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不愿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温州人口也急剧增加，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 亩产增加，“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给温州模式家族企业特色的形成设下了伏笔。
二、永嘉学派的发展
谈到温州文化，我们不能不去探究对温州文化起着强化和塑造作用的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这也是目前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密温州模式的一把钥匙。
⑴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南宋淳熙年间，温州这块曾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是“剪发纹身”的“南蛮瘴气”之地，出现了众多的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宋元学案》对温州当时人才辈出给出了如此嘉许：“温多士，为东南最。”而在温州众多学术派别中，始于薛季宣，形成于陈傅良，集大成于叶适的永嘉学派，也称永嘉事功学派。到南宋中期，与当时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成三足鼎立之势。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为《水心学案》所作的按语中，这样评定永嘉学派在南宋学术界所处的位置：“乾、淳诸老既没，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期间，遂成鼎足。”
按照学派的一般发展规律，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大致也遵循了上述脉络。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中记录了温州太守留茂潜在嘉定七年所说的两段话，其中有这样两句：“故永嘉之学，比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叶适在薛、陈的基础上，一方面比较深入地清算了他们所师承的道学思想，另一方面把永嘉事功哲学系统化，从而集其大成。叶适有破有立，有体有用，既批评了道学的理论基础，又建立了功利之说的理论基础，从而集永嘉学派之大成，遂与朱、陆二派鼎足而立。
⑵ 永嘉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的哲学思想，最为集中地表明了永嘉学派的主要哲学观点。
其一，在自然观上，叶适继承了先秦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而又有所发展。他认为，构成自然界的主要物质形态，就是五行和八卦所标志的各种物质。他提出：“五行之物，遍满天下，触之必应，求之必得。”但他认为五行八卦只是我们感官所接触的物质的表面形态，五行八卦又是由气所构成的，只有气才是统一的物质的根本形态。
其二，在世界观上，叶适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他认为物质是独立的、普遍存在的，不同的现象只是物质表现的不同形态，自然界不同的法则，只是物质具有的不同的理。他提出：“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
其三，在认识论上，叶适肯定人类知识的来源是客观世界，人的认识受客观世界的决定，一刻也不能脱离客观世界。他提出：“《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其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他解释《大学》所谓格物就是“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反对以主观代替客观，主张使主观服从客观。师心自用的结果，必然不能了解对象的本来面目，“自用则伤物，伤物则己病矣。”
永嘉学派倡导“事功之学”，反对空谈性理，讲求实效功利，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合一”，而非“以义抑利”，自始至终追求一种价值取向：知之则必用，用之则必尽。这种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和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的冲撞与融合，经过温州几十代人的历史实践，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地域文化传统，构成了温州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遗传因子”，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温州人在生存本能的直接驱使下，在“逼上梁山”的苦难境况中造就了“背叛”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州文化。
第二节 温州地区经济情况概述
温州经济模式是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需求诱致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经济迅猛发展。1978年工业产值11亿元，2008年实现工业总产值5319．35亿元；1978年财政收入1．3亿元，2008年达到339．8亿元。
纵观温州经济的发展，其成功有三个最主要的有机联系的因素：民营企业、市场机制以及区域规模，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温州经济是以民营企业为主要增长点的经济
目前，温州企业正处于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其经济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并存。这些民营经济企业的数量和产值占全市经济实体的85％ 以上，是温州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⑵温州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运行基础的经济
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坚持“小产品，大市场”经过2O多年的培育与完善，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和良好的运行体制，市场延伸到了中国各地甚至全球。
⑶温州经济以规模经济争夺市场
温州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但是由于生产社会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温州的许多优势产品，如低压电器汽车配件、打火机、眼镜、灯具、服装、鞋类等，其零部件加工均由专业生产的企业承担，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温州企业的竞争力。区域性规模企业群体、区域性规模生产基地、区域性规模品牌效应，产生了区域性规模经济效益，使温州的“中小企业”具备了与大企业相抗衡的实力。
第三节 温州文化与温州人个性
一、温州文化的定义
根据前文关于文化的定义以及温州一贯性的文化特征，笔者尝试着将温州文化定义为，温州人在功利主义思想和实用学说的长期的影响下形成的内化在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
如前文所提到的，文化——我们定义为共同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 —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作用，通过指导着人的行为，对经济体产生复杂的影响。文化的存在性，往往表现为该文化下的人们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产生出反映同一价值取向的行为。既然文化通过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经济发展，那么温州人的特性就是由温州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可以说温州文化的特性就体现在温州人的特性上。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温州人的行为都反映出相同的文化内涵。
二、温州文化的具体表现——温州人精神
温州模式虽以经济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它背后隐藏着的是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即产生在温州这块社会经济土壤之上的永嘉学派。其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哲学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对温州模式的塑造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集中体现于温州模式的创造者——温州人，温州人精神闪耀着永嘉学派事功哲学的光芒。
⑴创新精神——温州人在经济活动中敢为人先的一面，体现了永嘉学派的“求变”辩证思想，为温州经济创新注入活力
据《人民日报》1957年1O月9日报道，早在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进行了“包产到户”的试验，至1957年夏季，温州各县共约1000个农业社，包括178000多户社员(占入社农户的15％)参与了这一试验。这在当时是多么新奇而胆大的举动，这项试验，使温州农民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让他们可以让早已萌芽的商业意识通过依靠世代相传的商业智慧和技巧，到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经商，慢慢地走向了市场竞争的舞台。当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下的意识形态略有松动，早已渴望大展身手的温州人便迅速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率先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个体私营经济，探索农村工业化的路子；率先实行市场取向改革，探索国民经济市场化的途径；率先进行以股份合作制为重点的企业制度创新，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创造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温州模式)，此外温州人通过犯规行为“吃了第一只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正是这种敢闯敢昌、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给温州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先发优势”，温州人走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前沿。
⑵渗透力强——温州人的精明、善于学习、渗透力强等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大海文化的精神
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结合，所以形成了温州人恋乡不恋土的意识。他们敢于四海为家、到处闯荡，善于学习模仿和渗透。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技艺、好的赚钱思路，常常会在温州人群中迅速传播。巴黎时装的最新款式和色彩，不出l O多天就会出现在温州企业家的服装生产线上；广州最新潮的家具款式转眼问就会成为温州家具企业的克隆对象。精明又善于学习的温州人，有着开放的思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率先创出了许多的产业，如服装、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等。通过温州的专业市场与温州人构建的全国流通管道，温州大量民营中小型企业以群落形态迅速衍生扩张，如水渗透， 并在五金、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许多产业领域占据全国主要市场份额。温州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产品品牌、产业技术含量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营销网络方面却明显胜出。
⑶刻苦精神——描述温州人勤奋刻苦的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实干、不怕吃苦的特点
艰难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温州文化鼓励人们吃苦耐劳的特点。“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绝对是温州人刻苦拼搏的最佳诠释。在温州人眼里，贫穷是因为人的懒惰，而不是没有能力，懒惰是温州人最不齿的。人人争当老板的温州人，却是人人都能吃苦的人，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开始，到建立一个初具规模的工厂，他们可以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不怕脏、不怕累，什么事情都第一个跑上去干，甚至把家都安在工厂里，这在过去的温州是很普遍的。只要有钱赚，温州人就会想尽千方百计，说上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尝尽千辛万苦。这种“四千四万”的精神，就是温州人能吃苦精神的最为真实的写照，正是因为这种刻苦，才使温州的家族企业遍地开花。
⑷重利不轻义——描述温州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重利重义、团结互助等特点
重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每个温州人骨髓里的观念，在外闯荡的温州人是因为血缘关系而出国销售家中生产的产品，在外又因为重视地缘关系而与同是温州人的同行团结合作，形成了遍布全世界的销售网络。温州人在外经商的数以百万计，形成的是温州商城、温州商会，而不是恶意的竞争，或者孤立的存在，这都是因为他们团结，互帮互助的精神。这种精神还体现在温州企业重视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的“扎团”理念，重双赢，求共生共荣，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生产机制，管理简单有效，促使温州企业迅速发展。这种团结和共赢的精神为温州产品走遍全世界打下了基础。
⑸排外倾向——温州人对待外地人与物质方面的态度。温州文化中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注重使温州人难以融入其他地区的文化
讲求地缘关系决定温州文化不易融汇性，温州人可以走向世界，但是难以走出温州文化的圈子。温州文化的不易融汇性，突出表现在外出谋生的温州人，通常很难与当地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他们多以集团形式出现，并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如北京的“温州村” 和法国巴黎的“温州街”。 即使是在温州地区，温州人也对外来人员十分的排斥，他们可以聘用外地人当职员，但绝不会与外地人合作，总是不信任非本地人。这点可以从温州人对婚姻的态度可以看出，不管是呆在温州还是走南闯北的温州人，都少有和外地人结婚的现象。开放性和融汇性，是现代文化必须具备的两个显著标志。只有开放，才能引进和吸收其它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只有融汇，才能使自身的地域的文化能够在保持特色的情况下，得以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不易融汇性，使温州人虽然可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却难以走出“温州文化圈”。
⑹胆大性——温州人大胆 、敢担风险的特点，是大海文化赋予的温州文化的开放型特征，如水渗透、无所不在的精神
敢于冒险与闯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在温州3 O多年的变迁中，许多重大变革就是通过“犯规” 行为“吃了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约束， 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上世纪7 O年代中期，温州就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民营经济，8 O年代以后，温州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又始终翘楚国内，依靠企业制度创新， 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自主组织市场的试验场。在这种冒险与闯荡意识的支撑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实现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土地有偿转让，第一个建立民营金温铁路，以及建立了中国第一的低压电器城、中国第一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中国第一的商标城、中国第一的鞋都。另外，l 6 O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更是绝无仅有。
⑺务实作风——温州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崇尚实干、少说多做的特点，体现了温州文化中讲求实效功利、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朴素哲学观点。
温州的传统文化另一鲜明特征就是务实，既不作空洞的玄学讨论，也不过多理会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自始至终追求“经世致用”。“致用”的目的必然追求效益最大化，随之自然孕育了温州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千万”精神：克服千难万险，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道尽千言万语，不惜千辛万苦，挣得千金万银。古已有之的重商传统，认定了市场是衣食父母，利润是终极目的。
⑻坚强——温州人对待困难的态度
武林门火烧温州皮鞋的事件人尽皆知，温州商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对温州是多么大的打击，还有谁敢买温州的产品。面对危机，温州人表现了坚强的勇气，从奥康的王振滔亲自到柜台卖鞋，到成立国内第一个鞋业协会，企业走上了“质量立市”、“品牌立市”的发展新阶段，温州产品再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打响了名声，据统计，全世界卖出的30条衬衫，就有1条是温州生产的，温州打火机占世界的70%，这是温州人不怕困难的最佳证明。
⑼自力更生——温州人自力自主，凡事依靠自己的特点，由特殊的生存环境形成的自力更生的文化特点
温州人的自力更生的性格是历史“遗留问题”，温州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年年都要发生的灾害连神仙都帮忙不了；温州位置边缘，交通困难，天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皇帝想帮都无能为力。神仙和皇帝都不能帮助温州人，温州人只能靠自己来解决生存问题，所以温州人具有特别强的自力更生精神，这种强烈的自力更生精神与汉民族传统的“等、靠、要”文化截然不同。据史载，南宋年问，有位温州太守看到老百姓日子虽然艰难，但皆勤勉，各忙各的生路，很少有人找到衙门，这位太守就在方志上写道：天下太平，半年无讼事。到了当代，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多数温州人也没有受惠于计划体制的好处，更没有优越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供依赖，以至于改革开放前的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1978 年全市生产总值只有13. 22 亿元，国家30年的财政投入也只有5.95亿元。温州人不同程度地需要自谋出路，从而养成一种独立性与自主意识。这种独立性、自主意识使得温州人较之受计划经济影响较多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强烈得多的创业倾向。他们自己跑码头、闯天下,靠手艺活一点一点赚钱,或一家人在自家办的小工厂用汗水换来财富，从不会怕苦怕累、中途放弃，带来了温州总体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神话。
第三章 温州文化演变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温州的文化也在随之而变化，有的文化随着潮流的改变，继续促进温州经济的发展，而有的文化无法适应潮流的需求，成为了阻碍温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一节 温州文化演变促进温州经济发展
一、泛家族主义影响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
近年来，温州家族文化呈现发展变化趋势。早在上世纪9 0年代，王晓毅、朱成堡在温州苍南县的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的变化大约有两种方向：第一是家族的团体感降低，随着血缘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家庭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第二是家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增加，社会互动频繁。当代的家族制度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样。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对家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即由家族文化传统发展为泛家族文化。所谓泛家族文化，台湾学者杨国枢曾作了简明而准确的描述：在传统社会内，在家族中的生活经验与习惯常是中国人惟一的一套团体或组织生活的经验与习惯，因而在参与家族以外的团体或组织活动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家族中的结构形态、关系模式及处事方式推广、概化或带入这些非家族性的团体或组织。泛家族文化对温州模式的改良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伴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温州的社会文化也在向现代化转型。传统的以家族为中心，以“关系” 为链条的发展方式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
现实中，温州部分家族企业开始发生变化，典型特征是，一些规模较大、水平较高的公司业主严格限制家庭和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担任管理职务，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用人，使这些公司不仅在股权结构上而且在治理结构上都逐渐打破了家族的垄断。温州家族式企业模式的演进目标是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提出的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制度，家族仍然相对或绝对地控股，业主及部分家族成员仍参与企业的高层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家族仍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但企业中很大部分中高层经理人员甚至总经理，都是非家族成员，基本实现了社会化。
二、中间经济组织的兴起成为温州经济新的亮点
中间性经济组织的根本特点是其带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性，其中，有的企业关系更接近于古典的市场关系，有的更接近于古典的企业内部关系，由此构成了市场组织化或产业市场化的组织特征。其发展形式有“部分分化”、“外包加工” 等虚拟生产方式，特许连锁、销售、网络营销等经营形式的虚拟销售方式，组建战略联盟。所谓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着对等经营实力的企业(或特定事业和职能部门)，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共同使用资源等战略日标，通过各利一协议、契约而结 成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要素水平式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网络组织。温州民营财团的出现就类似于股权式战略联盟，即由联盟成员作为股东共同创立的，拥有独立的资产、人事和管理权限的联盟组织，它一般不包括联盟企业的核心业务。
三、企业上市开始破冰
民营企业家逐步走出过去那种“不必上市”、“不愿上市”、“不敢上市”等思想误区，涌现民企“上市热”。从报喜鸟开始，温州已经有4家企业上市。温州企业上市的出发点与别的企业有很大不同，因为温州企业并没有融资困难的情况，温州的民间资本非常充裕，这些企业想要上市，是希望在上市过程中转变企业自身机制。温州许多的企业都有上市的潜力，只要他们解决好企业内部的股权、财务问题，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的的企业上市。
第二节 温州文化开始阻碍温州经济发展
一、固守传统的家族企业，渐渐制约温州经济的发展
⑴温州文化形成的家族式经营，使得企业间缺乏合作，缺少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管理，外资更是难以进入
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对温州经济发展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秉持实利主义观念，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这座城市的人们因为人文精神的稀薄，思维模式的滞后和吸纳意识的匮乏而显得“力不从心”。温州区域文化及其观念意识不但制约吸引和利用外资，也制约了温州企业的发展壮大。在温州，当初合伙做大的企业解体为若干个小企业屡见不鲜，但有相当规模的若干个企业联合组建成一个更大的企业却极为少见，2003年温州锁业的八强企业联合组成企业集团，本属企业正常的、也是当今企业日益普遍的一个合作行为，但却成为温州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特大新闻，就是一个证明。有四家电器公司组成过名副其实的强强集团，但如今也已是分道扬镳。人人争当老板，当然能够激发每个人的创业潜能。但每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每个企业的优势也仅仅局限在某个领域，这也正是当今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企业兼并不断、强强联合成为主导潮流的原因。而在温州，与数量众多的制造企业相对应的是，单个企业规模小，产品同构，相互之间低价竞争，自相残杀。究其原因，乃是“宁为鸡头，勿为风尾”的观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在温州人看来，做个“自己说了算”的小老板比做一个“受制于人”集团公司的副总裁更有吸引力，哪怕后者为自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多得多。本乡本土的企业之间合作尚如此艰难，与自己不熟悉的且比自己更为强大、经验更为老道的“洋鬼子”合作，又谈何容易，尽管对方资金更雄厚，技术更先进，管理更科学。
⑵温州家族式企业属于关系经济，随着经济发展，交易成本越来越高
温州的传统文化对血缘关系高度注重。在上世纪8 0年代以后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温州通过血缘或准血缘网络极大地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创建和发展。温州家族制企业是植根于传统“家文化” 土壤上的具有极强适应性与延伸性的企业制度安排。温州现有的l万多家有限责任公司和几十家股份有限公司绝大部分是由股份合作企业和家庭企业改头换面而来的，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模式或治理结构，与改制前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主要是名称改一下，变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已。不少企业仍属于“夫妻店”、“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
由于家族企业的信任是一种特殊信任，信任总是局限在一定的圈子里，与“圈外人” 之间的互不信任感通常极为强烈。随着企业增长，尽管信任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主要的治理机制，但从前的有弹性的信任可能会被脆弱的信任甚至不信任所取代，使家族企业丧失一种重要的战略优势资源。按照史晋川的看法，温州家族企业发展出来的经济模式属于关系经济而不是契约经济。从契约经济和关系经济的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来看，在市场半径不大、交易不足很频繁的情况下，关系经济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可能比契约经济所需要的交易成本还要低(指每笔交易的成本)，但随着市场半径以及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契约经济下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可能比关系经济下每笔交易所需要的成本低得多。
⑶家族式经营使得企业主缺乏社会责任感
三十年前，因为温州人“求生”的本能，凭借“以血缘筹措资金，以亲缘进行管理”的管理模式，闯出一条“温州模式”的民企发展之路，造就了温州的多数草根农民成了民营企业主，而温州占90％比重的小农经济模式，其企业文化暨老板文化的特点也越发凸显得淋漓尽致。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文化是以名利为企业第一目标，企业主独裁式地领导企业发展，企业主自身文化水平较低、素质不高，企业管理不成系统、单凭自身喜好管理。
正因温州的企业主是为了生存才创办企业，所以创办的企业对他们来说只是赚钱的工具，而不是可以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因素。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整合很多内外部资源，企业主的价值取向就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方向。企业主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以社会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整合到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没有以客户为责任的目标，就不会与客户持续共赢发展；如果没有以员工为责任目标，就不会带来人力资源乃至企业整体的提升。当企业面临这种困境时，会因为企业主的决策而走上两个不同的分岔路，一种是企业主没有意识到企业对于社会的应该承担的责任，满足于现状，任其发展或衰败；另一种是，企业主主动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及对内部员工的责任，从而为自己的长远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企业自身可以走上更高层次乃至实现长盛不衰。
二、土地情结使温州过多的资本投入到土地，制约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
许多学者认为，温州人的经济发展，与过去的晋商、徽商等很相似，许多上榜以后的行为也在温州人身上有所体现，这种商帮“贴近式发展”又让温州模式发展受到一系列阻碍。其主要问题存在于：商帮的土地情结制约温州的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商帮的人格化交易特点造成温州经济的相对封闭；固有的商帮狭隘观念与缺乏产业化的文化精神导致温州产业升级受到阻碍。温州资本在全国各地投资房地产，使得一旦有温州资本进入的地区 ，房价就会疯狂上涨，当地居民望楼兴叹，对温州人更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三、人人争当老板的观念影响了温州产业组织优化。
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思想，使得企业的强强联合难以实现。多数温州人的目标是自己开店办厂。从替人做皮鞋或在市场上摆个摊位，到投资数百万甚至上亿元兴办市场或企业，基本上都是独立经营的。温州柳市镇，专门生产低压电器的企业集团就有20多家，这20多家企业不但产品种类相同，而且档次也大体相同，可就是不能联合。这就是温州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文化所致，宁当50万元的董事长，不当500万元的副总经理。其它生产钮扣、皮鞋、服装、阀门、打火机的集群也是如此，从而阻碍了产业组织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第四章 总结
总之，温州文化、温州精神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混和，它携带着强大的家族文化的基因。温州精神必定要从温州文化积淀中寻找与归纳。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传统温州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解决了温州企业制度变迁中众多雄题。温州文化是在变革中发展的，具有极强的变革力与适应性。在温州企业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脱胎于家族文化的泛家族文化成为主要路径依赖因素。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依靠传统的家族文化已不能支撑温州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温州家族企业原有文化的不适应性日益露出来。在温州文化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影响中，必须注意其消极作用。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除了制度的突破与外在条件的完善外，必须进行文化的重构。温州企业对自身文化的超越必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富有探索精神的温州人必定在自我否定中走向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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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经过半年的忙碌和工作，本次毕业论文已经行将结束，本文从选题的确定，论文的写作、修改到最后定稿我一直都得到指导老师陈伟民老师的悉心指导，经常让我从困惑中茅塞顿开。他严肃的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这些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并将积极影响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在此谨向陈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
论文关键词：创业教育；区域商业文化；温州
一、区域商业文化的含义
商业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在一个国家的不同经济区域，由于历史习惯、文化氛围和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商业文化，即区域商业文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有资源、科技、劳动力等“硬实力”的运用，而且还需要有优越的商业文化这个“软实力”的支撑。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1]相对说，“硬实力”是可以通过投入的增加和政策的倾斜迅速提升的，而“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仅仅靠投入的增多和政策的倾斜。
区域商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创业文化，可以说一个地区的创业氛围是浓厚还是淡漠，是衡量这个地区的商业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的主要标志。一般讲，创业文化主要包括人们的致富欲望、风险观念、吃苦精神、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等内容。创业文化是一种环境文化，它可以形成一种商业氛围，有很强的渗透性，对被氛围覆盖的每个人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创业者可以感知这种氛围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并萌生创业意识和动机，进而产生创业行为。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要求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要与市场经济相一致，即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然而，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人们习惯了遇到问题找政府、找官员思维方式，自力更生、自主创业和在市场中解决问题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譬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优良的人文传统，但有些文化传统不太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就全国来说，当前最需要克服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
二、温州商业文化的内涵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浙南闽北的商业中心，在漫长的经商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温州商业文化。关于温州商业文化，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解释，但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可的，即永嘉学派提倡的事功、注重实用，反对空谈的“义利”思想，这种思想是温州商业文化的核心。近30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温州人又在实践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形成了著名的“温州模式”，可以说温州模式是温州商业文化的集中体现，而温州模式的核心就是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在温州，无论是对企业家还是对温州创业群体进行梳理和总结，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创业集体，以及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事例都深刻体现着温州人浓厚的创业精神。
温州商业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可以说是涵盖了经商活动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一是温州人浓厚的创业欲望。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温州人浓厚的创业欲望与温州的资源禀赋相关联。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但温州自古在农业方面就没有出现过繁荣，主要是温州的农业资源十分匮乏。“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得温州人不得不到处奔走，从事农业以外的经营来维持生存，如“弹棉花”、“理发”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生产和销售，由此形成了温州人的经商意识。这种经商意识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现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温州人捕捉商机、艰苦创业的身影。在温州，人人谈创业，人人谈致富，由此形成了“重商主义”文化。在这种“重商主义”文化氛围中，人们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形成全民创业的局面。可以说，温州人的创业欲望是他们创业的精神动力和发动机，是温州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神支柱。
二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创新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源动力，只有创新才能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主要在于温州人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创新意识引领温州人创造了无数个中国第一，“敢为天下先”是温州人创新意识的高度概括。温州人在决定是否做某件事情时，只是看实践中需要不需要，实践中能不能做得通。只要实践中需要的而且又能做通的，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温州永嘉县的李云河开创了“包产到户”的先河；“胆大包天”是温州人王均瑶的创举；温州人金忠苏包雁荡山、季展敏包楠溪江开发旅游风景区；几个温州农民可以到黑龙江承包下建三江农场的6.7万亩粮田；甚至温州人范鸣强还承包了天安门城楼开“马列书店”；最绝的是温州商业人物彭星邀请克林顿为法派形象代言人。目前，温州正处在创新发展阶段，“创新”正逐渐成为温州商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温州企业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创新”尝试，争取把温州企业做强做大。
三是温州人四海为家的流动性品格。资源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资源流动可以促进资源优化整合，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温州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中冒险、开拓、自由漂流、四海为家的潜能激发着一代又一代温州人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开拓创业。“温州人在流动和移民过程中，具有区隔和逾越这两重性，一方面温州人总是聚集在一块，与当地社会存在一定的隔离，另一方面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需求超越地域界限的行动模式和认识观念。”
四是温州人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市场经济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腻，同时也使合作越来越密切，要求人们具有合作意识。合作意识能够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在商业活动中，温州人很“抱团”，即团结合作。但早期温州人合作团队，往往具有浓厚的家族色彩，在近期才逐渐地开放起来。
五是温州逐渐形成移民城市和移民文化。近些年，温州市的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地引进人才，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外来人员（新温州人）有300万，所以温州将逐渐形成移民城市，同时形成移民文化。移民文化的特点就是拥有“杂交优势”，来自不同文化、经历背景的人集聚温州，使这个城市充满活力，有利于经济开放体系的形成。
三、区域商业文化与创业教育的融合与发展
（一）基于温州商业文化的创业教育模式
近几年，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活动逐渐地开展起来，有些高校还比较活跃。但是，从总体上说，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就业而被动创业或生存型创业，这充分说明了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缺乏。究其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缺失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文化。因此，坐落在温州的高校一定要充分利用温州商业文化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把它提炼和融合于教育资源中，通过创业教育这一载体，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转贴于
1.培养学生敢于拼搏、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浓厚的创业欲望和创业精神是温州商业文化重要内容，创业教育必须针对这一内容进行。第一、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的品格。可以这么说，没有吃苦耐劳的品格，就没有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目前在校的大学生都是九十年代初出生的，他们基本上是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家庭中，没有经历过大的挫折和坎坷，因此培养大学生吃苦耐劳的品格非常重要。第二、加强大学生创业心理素质的培养。要充分认识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竞争。虽然市场竞争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场竞争也很残酷，有成功也有失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大学生在创业之初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第三、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要让学生了解我国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从而懂得创业成功不仅能使自己就业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有效解决中国当前就业难题。第四、加强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现在的大学生身体状况并不理想，如在半小时的露天军训动员会上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晕倒，这不能不令人担忧，所以高校必须加强大学生的身体锻炼。学校要有针对性地改革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除正常的身体素质训练以外，要加强耐力方面的培养和训练，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为将来的创业做好身体准备。
2.培养学生“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敢为天下先”是温州人的品格，在创业教育中要突出这方面教育内容。第一、要学习温州人白手起家创大业的精神，使大学生成为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敢冒风险的创业者。敢于创业才有成功的希望，墨守陈规、望而生畏永远没有希望。第二、要学习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培养高职大学生开拓创新的理念，让学生明白，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把创新精神、创业能力与所学专业、市场机会有机结合起来，才会创造出社会财富，个人价值才会得到体现。第三、培养大学生善于创业的能力。“敢”与“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魄力，然而仅仅具有“敢”与“先”的精神和魄力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善于创业的能力。为此，我们要培养学生市场调查和市场预测的能力，培养学生企业管理的能力，培养学生专业技术能力，同时也要培养学生社会交往的能力，只有把这些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创业的成功。这些能力与专业教育有直接联系，所以我们必须把专业办好。
3.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的团队精神。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娇生惯养，自以为是，极端者专横跋扈，所以培养大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极为重要。通过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都需要人们之间的合作才能成功，所以要有团队精神，要有团队创业能力。大量数据表明，超过2/3的新企业是由在一起密切工作的创业者团队所创建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一项针对高成长企业的调查显示，其中有83%是属于团队创业的形态，证明了团队创业型企业的成长速度高于单人创业形态。团队创业包括了创新能力、策划能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控制能力、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这样让学生可以更全面了解创业的整体性。
4.培养学生的创业知识和技能。务实又是温州商业文化的一大特点。温州人做事情从功利出发，而且毫不掩饰。温州人不空谈、不幻想，也不怨天尤人。在创业教育中我们要重视温州人的务实精神。第一、要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高职大学生也要学习专业理论，但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结合起来，为此要设计好专业培养方案，要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发展，不断改革专业培养计划，使专业培养计划更加符合实际；第二、要强化专业技能的学习，让学生明白所学的专业，本身就是一种创业资本，依托专业技能来创业，成功的机率会更高。第三、要拓宽学生的创业知识面，让学生了解国内外成功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成长历程和特征、学习创办企业的相关知识。第四、要解读学生创业政策，让学生掌握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增强创业欲望。第五、要建立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工学结合就是在学生学习期间，既要在学校接受专业理论教育，又要在实训基地进行相应的职业技能训练，还要在行业所属企业中完成一定的生产性作业。工学结合培养模式的特点是把学习、实训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学生的工作也作为专业培养计划的一部分。
《江南》:在坚守中前进、在前进中坚守
《江南》杂志“在坚守中前进、在前进中坚守”，未能与会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贺信中作了这样的概括和总结。陈建功认为，《江南》自改版后面目一新，无论是原创小说、散文、诗歌，还是纪实钩沉、短论絮语，皆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篇章，大凡读过《江南》所发作品的读者常常感佩《江南》人对文学的挚爱与追求。《江南》以扎实、独特的创作给人们以阅读的喜悦，更给当下文学带来了启迪。我们有理由相信《江南》将是当代中国文坛上一本不可忽视的刊物。对此，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认为，改版后的《江南》发表了一批深受读者欢迎、在文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文学作品，在团结作家、扶植新人、打造品牌、面向市场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较好地达到了体现时代风貌、贴近人民群众的办刊目的。
在中国要想办一份独特的文学刊物，必须从两个强大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一个是中国现有的庞大的文学刊物阵营，另一个是形成定势的文体版图。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在这两个包围圈中――《江南》没有急着突围，而是先给自己找一个“核”，这个“核”就是每一期的主题。如此一来，人们读每一期《江南》杂志，像是在读一本书，带着一个明确的主题，获得一个主题性的突出印象。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江南》主题性的编辑思路，和不要用世俗的眼睛而要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世界的编辑立场。
评论家施战军从个人的阅读感受谈了他对2006年度《江南》的总体印象和看法。他认为，《江南》是文学个性和文化个性都很鲜明的内外兼修的刊物，主编袁敏以出版人的敏锐和运作方式扩大刊物的影响和知名度，以精心设计的栏目尤其是文化追忆类的栏目展现它的高品位，阅读起来给人一种空间感，呼吸畅通的感觉，它建立了一个氛围、场域，那就是独特的的精、气、神。
文学在经济发达地区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民在传承历史的同时，发扬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精神，走出了一条以民营经济为主、区域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温州深厚的文化底蕴、经济社会的快节奏和温州人民的创新实践为温州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 由唐、莫洛、林斤澜等前辈构成的温州文学的现代文脉积淀成了当下温州创作的资源和精神底气，中生代作家中，无论是王手、吴玄、钟求是、哲贵、吕布等人的小说，还是程绍国、马叙、马伊等人的散文以及东君、池凌云等人的诗，在文学气质上都有一种原始的纯粹。
贺绍俊认为，尽管我们总是在强调文学写作是非常个人化的劳动，但在这个全球化、媒体化的时代，不能不看到，作为个体的文学又是非常脆弱的，因此文学的存在往往会采取群体的方式，其中有一种方式就是一个地域的作家会凝聚在一起，一个地域的文学会形成一种场域，对作家产生归宿感和认同感。这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如曾被广泛宣传过的云南昭通作家群，宁夏西海固作家群，等等。现在又提出了温州作家群的概念。温州作家群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温州是经济发达地区，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范本，那么，在经济发达地区还需要文学吗，还会有文学的生存空间吗，文学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温州文学现象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启迪。
作为温州主推的具有时尚文化推动力的特色活动，此次展会由浙江省商务厅、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温州市商务局、温州市台办、温州市贸促会、温州市现代集团承办，中国轻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温州市服装、鞋革、珠宝、酒类等协会以及其他国内外行业商协会和温州商会等作为支持单位。
此次博览会旨在引进汇聚世界时尚消费品，延续和丰富温州轻工博览会内涵，促进温州服装、鞋革等特色时尚产业的转型提升。以时尚名品博览、时尚活动为专题，通过展览展示、产业论坛、商贸洽谈、联合时尚秀等形式，为国内乃至全球企业开展时尚产业投资、贸易合作提供服务。
展馆分设世界顶级时尚消费品馆、亚洲时尚馆、全球顶级葡萄酒品鉴馆、台湾馆，展览面积达23000多平方米，由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来自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十多个国家的3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顶级时尚消费品馆的全球时尚生活模式体验区汇集全球30家左右顶级及高端消费品品牌，以时尚体验为主；国际顶级设计师定制专区邀请10位世界顶级设计师以个人名义参展。亚洲时尚馆主打韩国、香港时尚品牌；时尚专业服务机构以及温州本地服装、鞋革、眼镜、打火机、箱包、剃须刀等轻工行业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全球顶级葡萄酒品鉴馆汇集10家顶级葡萄酒酒庄，建造独立酒窖，供客商品鉴，享受时尚乐趣。台湾馆综合区主要由台湾服饰、电子产品、时尚珠宝、家居、礼品及美食等产商参展。
同时，此次博览会的时尚活动专题由一个论坛、一个对接会、一场时尚秀、一个文化节组成，即：时尚城市（温州）高峰论坛、时尚产业对接交流会、Double V温州国际时尚以及葡萄酒文化节。通过论坛探寻温州时尚城市建设发展之路，产业转型与时尚产业之路，为温州打造时尚之都寻找方法和途径。建立对接平台，设置洽谈区、签约区，实现国际、国内时尚品牌对接，设计师与产业对接，台湾与温州对接，香港、意大利、韩日时尚产业与温州时尚产业对接。国际十大设计师联合温州男装女装品牌时尚秀，展示国际时尚品牌的先锋概念。举办葡萄酒文化节，联动所有酒吧等场所，展开葡萄酒品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