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贬官文学；初中语文；教学
中学课本引入贬官文学，可以强化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汲取古典文学的营养，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
中国古代士大夫向来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心理上对封建王权存在很强的依附性，最终导致“他们所生活和奔走的前途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浮沉、市朝倾轧”，最后被贬。但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上的流放刑废，使历史增加了很多伟大的作家”，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道：中国历史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贬官士人官场受挫促使其心态发生了诸多变化，愤愤不平见诸于文字，从而出现了贬官文学。
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语文课本中有不少贬官文学，在古代文化中大放光彩。这些贬官文学，因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独树一帜。怎样引导学生学习贬官文学呢？下面笔者简要谈之。
一、书读百遍义自见
要对这些文章有深入的理解，深情并茂的诵读是必不可少的。具体做法如：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地读，可独读，可两三人读，也可一小组同读，教师范读，通过老师、同学的多种朗读训练，为后面情感主旨的理解奠定基础。如，在教学《岳阳楼记》时，教师要引导学生领会洞庭湖胜景、岳阳楼阴冷晴明等景象画面的意境，感受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让诵读成为解文意、入情境的重要方法。如，在教学《醉翁亭记》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文中的21个“也”字和25个“而”字，重点体会其中循环往复的音韵美，从而理解欧阳修寄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二、知人论世晓背景
“知人论世”，要联系作品的时代背景，引导学生把握作品的内涵，走进文本和作者的内心世界。例如，柳宗元在《小石潭记》中融入了他被贬后的种种复杂的情感，笔者在教授时，先出示文章背景，这样学生的理解会更深入。再例如，在教授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时，先要求学生查找写作背景，在上课时让学生先展示他们查找的结果，然后老师做补充，这样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更好地理解文本，同时也要强调我们平时教学只注意引入背景的重要性，而没有注意到背景介入及引入方式的恰当性。事实上，精当地取舍内容、恰当地选择方式、有机地介入背景也很重要。例如，在教学《小石潭记》时，我们也可以不必过早地引入文章背景，可以先引导学生体会分析柳宗元为什么感情会由“乐”到“悲”，让学生先有个思考的过程。此时，再引入柳宗元的身世介绍、改革失败的背景介绍，定能激活学生的思维，深切体会到柳宗元心中那幽深冷寂、孤凄悲凉的苦楚，教学实际也证明了这点。
三、巧寻解文突破口
笔者认为在充分解读作品的基础上要巧设“课眼”。“课眼”就是课堂教学的切入点，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例如，在教学《记承天寺夜游》时，我们可以“闲人”为课眼设计教学，适时引入苏轼“乌台诗案”的背景和张怀民的相关资料，让学生好好体悟，这样，学生对苏轼在文中展现的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贬谪的悲凉、际遇的无奈、旷达乐观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就容易理解了。这样有利于教学的顺利开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四、见贤思齐锤意志
贬谪对于官员而言是政治前途的挫折，但这种逆境却可以锤炼他们的意志，有的甚至愈挫愈勇。例如，苏轼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仍有经世报国之心；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却没有沉沦，反而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出《永州八记》。总体而言，课本中所选的贬官文学的作者轻易不沮丧、不悲观，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正是我们希望学生也具备的。在教授时，要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境界得以提升，从而实现新课改中提出的“三维”目标。
（一）国者
以《岳阳楼记》为例，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独善其身，落得清闲快乐，可是他仍然以天下为己任，提出“先忧后乐”的主张。时光流逝千年，新世纪的我们将如何来爱国？如何谨承先人的精神建设伟大的祖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这样的问题可以交给学生讨论。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既继承了古人的伟大思想，又发扬了新时代的爱国精神，这与新课标“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要求是相契合的。
（二）做坚强者
贬官们经历的是政治上的打击，面对如此的重挫他们依然选择了坚强。我们要会用古代贬谪文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激励学生，告诉他们怎样对待生活中的挫折与不幸，从而攀登人生的最高峰。
总之，贬官文学作为我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其中蕴含的思想性、人文性、文化性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揣摩，我们应该让学生在学习文言知识的同时，更多的是接受情感价值观的教育，从而领略贬官文学的精髓。
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被贬之人皆是负罪之人。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性命也就可能无从保障，贬谪就是裸的人身迫害了。于是，唐宋文人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苦、杀身之祸。
一、一贬再贬
1.接连被贬
唐玄宗被李林甫的谗言所惑，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罢相后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贬为荆州长史。顺宗下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士都随即被贬。宪宗当年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刺史，未到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
元八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被贬到岭南惠州。没过多久，再被贬到海南琼州。
2.一生多贬
王维在大乐丞一职上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四十岁后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肃宗时期，他再度被贬。韩愈，因当时京畿大旱，上奏要求停征赋税被贬连州。调回京都，又因谏皇帝迎佛骨进京被贬潮州。刘禹锡，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朗州，后又得罪权贵，贬连州。
淳化二年，王禹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太宗至道元年，以工部郎中贬至滁州。真宗即位，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再次被贬出京城。欧阳修的一生，从入仕做官到退休，总共在任42年。就是因为上书言事，议论朝政，三次遭受贬谪。因为反对新法，苏轼不容于朝廷，就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乌台诗案”出狱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旧党执政，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杭、颖、定三州。新党再度执政，他先被贬至惠州，再贬到琼州。范仲淹，36岁被逐出京，做了河中府通判。46岁，被仁宗下诏远调知睦州。景二年，吕夷简诬陷范仲淹，仁宗不察，遂罢黜范仲淹京官，将其放逐至饶州。“庆历新政”被反扑，仁宗退缩，改革告吹，并下诏解除范职，悲愤与无奈之下，他急流勇退去了邓州做知州。
3.量移改贬
韩愈被贬连州阳山令，第三年改任江陵法曹参军。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刺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蒋防，因为李绅被逐而贬为汀州刺史，不久改连州刺史。
淳化二年，王禹触怒太宗，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胡铨被贬官到许多地方，最后到海南岛，直至秦桧死后才内移衡州。
4.贬而改贬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
至道元年，王禹被贬至滁州，次年改之扬州。咸平二年，第二次被贬到黄州。咸平四年冬，改贬蕲州。苏轼于途中卒于常州，张耒在颍州举哀行服，痛悼一代文豪和恩师，竟触怒上方，于崇宁元年被贬为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州。
二、贬而致死
1.贬而后死
岑参出塞回朝后由杜甫等推荐任右补阙，以后转起居舍人，大历元年官至嘉州刺史。以后罢官，客死成都旅舍。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王叔文，又如杨炎，“（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被贬之地的，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被贬为柳州司户而卒。
曾屡次上疏指摘朝政，忤权相韩胄，杨万里罢官家居十五年，忧愤而死。
2.迫害致死
陈子昂，后一次出塞，因为和主将武攸宜意见不合，遭受排挤打击，38岁后就辞职还乡，最后被武三思指使县令段简迫害冤死狱中。王昌龄先谪岭南再贬龙标尉后弃官隐居江夏，却于安史之乱后被刺史闾丘晓所杀。
以一曲《满江红》唱响文坛的武将岳飞，因为抗金有功，因为恢复有望，竟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在风波亭上。
3.死于贬所
刘贲直言极谏，宦官深疾之，贬柳州司户参军，卒于被贬之地。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经裴度说情，召回柳宗元。然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
4.死于贬官途中
王翰被贬为道州司马，未至道州而卒于途中。
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先后被贬岭南惠州和海南琼州。在琼州三年后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内徙，次年七月卒于常州。秦观一贬再贬，最后贬到雷州，至滕州而卒。
三、贬而弃官
张志和，因事贬为南浦尉，未到任，还本籍，亲丧不复仕。公元758年6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次年弃官而去，结束了仕途生涯。顾况曾因讥讽权贵被贬饶州，晚年隐于茅山。
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江宁。元丰八年，新法全部被废，他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四、贬而升迁
王维先贬济州，后回长安，得张九龄提拔，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礼部郎中、给事中等职。肃宗回京后，他一度被贬，最后又升至尚书右丞，卒于官。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刘长卿，先被观察使诬奏，下狱姑苏，后贬南巴尉，终随州刺史。韩愈被贬阳山令后从裴度平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为刑部侍郎。被贬潮州刺史后穆宗即位，他奉召回京，为兵部侍郎，又转吏部侍郎。文宗时，贾岛因诽谤被贬长江主簿。开成五年，迁普州司仓参军。刘禹锡在外二十多年，后入朝做主客郎中，晚年迁太子宾客。晚唐时期，宰相李德裕失势，被贬的杜牧内调为司勋员外郎，官至中书舍人。
苏舜钦因支持范仲淹的庆历革新，为守旧派所恨罢职闲居苏州。后来复起为湖州长史，但不久就病故了。欧阳修因为直言敢谏，屡遭诬陷和贬斥，但又因他在政治上文学上的才能被王朝所重视，贬官不久又得以起用，后来官越做越高，名越来越大。张孝祥曾因事被秦桧下狱，后历任建康留守等官。北宋徽宗时，陈与义被谪监陈留酒税。靖康之难他避乱南奔，高宗绍兴元年抵达临安，任吏部侍郎，累官至参知政事。曾几力排和议，忤秦桧被罢。秦桧死后，复为秘书少监。
贬而升迁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或是得到朝中权势援引。
无论是一贬再贬，还是一生多贬，无论是量移改贬，还是贬而改贬，无论是贬而致死，还是迫害致死，无论是死于贬所，还是死于贬官途中，无论是贬后弃官，还是贬后升迁，都造成了多重的伤害，严重地伤害了被贬官员的身体与心理，也严重地损坏了王朝的政体。君主专断，宠臣弄权，使得士大夫普遍丧失希望，造成广泛的吏治腐败，并最终酿成王朝的崩溃。
记得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提到：“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分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的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贬官都值得肯定和同情，但却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是他们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亮丽的色彩，是他们一身正气、傲骨铮铮创造出高贵的贬官文学。可以说“贬官文学”是一面镜子，是历史的见证，是贬官灵魂的归属。在教学中，我和我的学生在不断的讨论和精神的碰撞中感受到：在苦难中生命竟能开出如此高贵的花朵，在苦难中更好地见证了文人的脊梁和傲骨，因此了解贬官和贬官文学，是情感和价值观的真正洗礼。
贬官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过，如果从屈原算起，贬官的历史不断重演而且愈演愈烈。“兼济天下”“赢得生前身后名”，本是大多数文人的情怀，但封建专制的冷酷与世俗，使得有良知的文人在百姓疾苦、为民请命、忠君爱国和权位、金钱、庸朽的天平上，他们勇敢地倾向了前者，于是西南、东北、西北那些边远之地、蛮荒之境成了他们悲怆的去所，综其贬因：一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求宠的，等等。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人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大量优秀的贬谪文学作品。
贬谪对文人来说是一场政治悲剧，其心中难免被悲凉哀伤笼罩。因此，贬官文学的主要基调是委屈、郁闷、激愤的，或诉说自己的怀才不遇，或表白自己的忠心耿耿；或醉酒、咏酒以泄心中不平，或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甚而被贬后笃信佛老，以求心灵的宁静。总之，贬谪文学是一面人格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对于浩荡的“贬官文学”，对其特征笔者试作如下归纳：
一、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
中国古代绝少纯文人，上起屈原、贾谊、司马迁……中到李白、杜甫、白居易……下至苏轼、陆游、辛弃疾……一部中国文学史，饱含了多少官员加文人的人生咏叹。在封建社会，忠君即爱国，反过来，爱国即忠君。屈原被流放，尽管他也知道“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可是他仍发誓“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幻想着有朝一日为楚王尽力。当幻想破灭，也只是发出“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的怨言，埋怨楚王不守信用。
韩愈在被贬潮州途中写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悲愤？忠诚？感伤？五味杂陈。然而那耿耿之衷心却可以日月鉴之！
放浪如诗仙李白，也只是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针对权贵的呐喊。他甚而在《行路难》中委婉地表达了再度为朝廷出力的愿望：“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传说姜尚闲来垂钓，后被周文王任用；伊尹将受商汤任用时，梦乘船过日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表达了李白对唐主的赤胆忠心。
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在贬官们或高昂或低沉的合唱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人生信条。
二、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
柳宗元被贬永州，写有一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其中尤以《小石潭记》著名。“……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人相乐……”景物空灵秀澈，然而“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永州十年，柳宗元又被移至柳州。余秋雨说：“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在被贬柳州途中，他与同样被贬的刘禹锡拱手作别，发出“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的感慨。
所谓“穷愁著书”“泄为山水诗”，都不过是其内心忧愤的“不平之鸣”。贬谪士人仕途遭受挫折，对宦海浮沉、世态炎凉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无奈地表现出对宦途的失望与无奈。游戏人生、随缘自适如苏轼，在贬地黄州东坡种竹吃肉、养生谈禅、写诗作画之余，也并未忘记那深刻的内心之忧，面对“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美风光，他不禁发出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无限感慨。
三、悲愤中超脱、旷达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其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对困厄的人生境遇与伟大的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早有论述。但因个人的性格不同，又造就了不同特色的奇文。
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短短二十八字，却展现了诗人无比广阔的胸襟。萎靡之人看到也会精神一振。贬谪之下有此豪情，诗文自是不同常人。
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上阕描写了清新明丽的春景，虽是“萧萧暮雨子规啼”，但并不给人悲切之感。下阕议论抒情，唱出自己积极向上的旷达豪情。在《赤壁赋》中，我们读到了“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的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的苏轼，“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那种豁达与宽容，内涵深远，响彻天宇。
四、贬谪中褪去锐气，出入佛老
贬官们的政治悲剧更激发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人对功名逐渐淡漠，一切淡然处之，在优游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恬静。白居易，字乐天，名字中即含有恬然自适之义。而“天涯沦落”的命运却使他发出了“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在其后期人生态度一转为随缘任运、安然自适。他在贬谪忠州时：“莫入红尘去，令人心力劳。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白居易后来以“香山居士”自称，转头改写闲适诗。与白氏前期慷慨谏词，不避祸害的诗作相比，真令人生恍若隔世之感。至于元稹后期交结宦官，则更是附和世俗、随波逐流的典型例证了。课文中还有王维大量的禅宗诗，还有坡在《后赤壁赋》中把归隐视为傲视独立的表现，把返归自然当作精神的慰藉和享受，还有贬官后的苏舜钦有沧浪亭，欧阳修有醉翁亭，苏轼有超然台，苏辙有喜雨亭等。
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初中语文课本中一些古诗文名篇都是在作者受到挫折打击、贬官之后所作，而且这些文章有些共同特点，现把它们例举如下：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白居易的《琵琶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秋词》，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行路难》、《独酌》，白居易的贬谪诗《琵琶行》、《钱塘湖春行》、《赋得古原草离别》、《观刈麦》，柳宗元的《江雪》、《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头》、《江城子·密州出猎》，柳宗元《黔之驴》，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闺怨》、《捕蛇者说》，韩愈《马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王维《使至塞上》，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陆游《游山西村》，陶渊明《桃花源记》、《饮酒》，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等。这些文章都是作者被官场放逐，寄情于山水后，写下的名篇，笔者姑且也称其为“贬官文学”。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这些贬官文学，因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老师们都作为重点篇目教学，那么怎样依据贬官文学的特点，准确把握这些古诗文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恰当预设教学呢？下面笔者就谈谈自己教学时的实践及拙见：
一、重视诵读，以诵促悟
上面例举的篇目，都是散见在初中各册语文课本里的，都是曾经遭受贬谪的文化名人在被贬期间所写。没有它们，文学的花园里就少了一朵朵奇葩。要对这些文章有深入的理解，深情并茂的诵读是必不可少的。诵读作品不仅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诵读以其声情兼备的独特方式，唤醒平面的文本，复苏立体的灵魂，创造性地再现作品情境，拉近学生与文本、作者的距离，激起学生的共鸣，陶冶学生的性情，实现学生对作品的感知、理解和体验。例如教《琵琶行》时，为了拉近文本与学生的距离，首先在悠扬的琵琶古乐的背景音乐中，教师用饱含激情的诵读来演绎被贬后的白居易在秋风萧瑟、秋月朗照、枫叶荻花颤动的浔阳江边所抒写的千古绝唱《琵琶行》。学生被倾情的诵读深深触动，进而感动、沉醉，深入作品，悲诗人离别之愁，悲音乐所抒情感之苦，悲弹奏音乐的琵琶女身世之惨。其次，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地读，可独读，可两三人读，也可一小组同读，通过老师同学的读，为后面情感主旨的理解奠定基础。
二、重视文本背景的介绍，知人论世
贬官文学的出现，有其现实成因、思想成因和文化成因，它们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而是综合作用的。被贬的诗人，由于他们被贬的原因、次数、人格修养等的不同，他们的文章所反映出的心情，以及表现心情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加之这些贬官文学的创作年代离我们已很遥远，如果没有创作背景的介绍，不能依人而论，那么学生对作品里面的情感和句意的理解就会有困难，所以背景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知人论世是不可缺的。
例如柳宗元在《独钓寒江雪》中，融入了他的孤独、凄凉；在“永州八记”之一的《小石潭记》中，柳宗元融入了他被贬后的种种情感，内心的凄凉等，突出了贬官们的灵魂。所以笔者在教授时，先出示文章背景及作者当时的境况，让学生结合背景及作者简介去读翻译，这样学生的理解就会更深入。再例如，笔者在教授苏轼《记承天寺夜游》时，先要求学生查找了解其写作背景——作者受挫、贬官的原因，在上课时让学生先展示他们查找的结果，然后笔者做补充解释，并用大屏幕对苏轼被贬后的心路历程做简单的介绍，通过背景和心路历程的介绍，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作者和作品的创作动机，从而更好地理解文本。
三、重视思想教育在课堂教学中的渗透
贬谪对于一个官员而言是政治前途的大挫折，但是这种逆境却可以锤炼一个人的意志。一些贬官就是在这种逆境中不断努力奋发有为的。例如苏轼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仍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且闭门思过寻找出路。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谪居十年处于逆境之中没有消极沉沦，反而开始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创作时期，他写诗抒发自己的孤寂苦闷之情如《江雪》，他写《捕蛇者说》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疾苦。韩愈，二十九岁登上仕途，其间有两次因上书皇帝提意见被罢官，《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首诗是作者被贬往潮州，行至蓝田时他的侄孙韩湘前来送行时，特作此诗。本诗把朝廷的腐败和自己的不幸遭遇相结合，表现了诗人为朝廷革除弊政的决心和勇气。课本中所选的贬官文学的作者，他们虽有贬谪的困苦、失意的牢骚，但却轻易不沮丧、不悲观、不沉沦，仍然试图舒眉一搏，对前途保持着乐观的向往。这些积极乐观的精神正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材料，老师在教授时，一定要把教学与传统的思想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境界得以提升，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人格，实现新课改中提出的“四维”目标。
四、重视归纳课本中贬官文学的共性，使教学事半功倍
初中课本中的贬官文学有一个共性，引导学生进行有意识的归纳总结，有助于学生对文章的理解，教学中也可以达到举一反三、以一担十的效果。通过这些年对这些文章的教学，笔者觉得它们有以下共性：
（一）贬官文学成就了中国的酒文化。贬官大都爱酒，欧阳修与民同乐喝醉酒，陶潜有诗名《饮酒》，李白有《独酌》。他们构建了独特的酒文化，借酒浇愁是贬官文化的前身，而酒后之言也成了他们一吐真言的最佳之径，让他们虽被贬了官，却成了名。
（二）山、水、田、园、月、路等自然风物成了写作的对象，寄托情感的媒介。正如苏轼说的那样，清风、明月人皆有之，你皇上有天下、有特权、而贬官们有清风明月、有山水园林。政事、国事不如我所愿了，大自然却与我共享，因而寄情山水，也就是必然的选择。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中的水，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离别》的草，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水调歌头》中的月，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声等。初中课本中贬官文学里的这些意象都有特定的含义，如月代表思念，田园代表一种理想和生活态度等。
（三）官贬而心更旷达，志更高远。贬了官却淡忘不了他们的追求。范仲淹被贬之后，借《岳阳楼记》写出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为己忧的超脱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欧阳修借《醉翁亭记》表达了与民同乐的理想。苏轼借《水调歌头》抒发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哲思，并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
通过引导归纳，让学生养成自觉总结的习惯，培养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五、在教学中要找准切入点，巧妙突破
课本中的贬官文学，由于题材、写作时间、背景、作者被贬的遭际等不同，因此教学时要找准教学的切入点，巧妙突破，这样才有利于教学的顺利开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例如教柳宗元的《江雪》时，引导学生抓住“独”字，体会作者营造的意境，这一意境所反映的作者心情，从而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的主旨。再如教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时，抓住一个“闲”字，结合文本创设“明月入户”“欣然起行”“寻怀民赏月”“庭下赏月”“月下抒怀”等意境，并结合乌台诗案及张怀民的资料让学生去体会描述，这样承天寺的明月、苏轼被贬的闲人形象、诗中要表达的旷达情怀就潜移默化地走入了学生的心灵。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② 文中标参考文献〔3〕的，均出宋代王溥撰写的《唐会要》，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3〕后。
③ 丁之方《唐代的贬官制度》，《史林》1990年第2期，第12~14页。
④ 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三辑，65~102页。
⑤ （唐）陆贽 撰《陆宣公集》卷20《三进量移官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220页。《全唐文》卷475《三奏量移官状》4850页同。
⑥ 文中标参考文献〔1〕的，均出后晋刘撰写的《旧唐书》，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1〕后。
摘要：唐代官员因犯有过错被降职或远遣后，经过一定期限或遇赦仍有迁改官职的机会。但由于贬官身份、官资的特殊性，政府对他们的迁转途径进行了限制。唐前期，朝廷主要通过征召与考满改官的方式来恢复贬官的官资；唐中后期，征召、量移改官是贬官迁转的主要途径。在迁转贬官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对人事权力的控制日益加强的特点。
关键词：唐代；贬官；迁转；量移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89-05
唐代受到贬降处罚的官员很多，①作为特殊的官僚群体，其身份为“犯罪之色”，②〔1〕卷41，734他们的任职期限及迁转途径也与一般官员有很大的差别。丁之方先生在《唐代的贬官制度》中初步论述了贬官征召、量移、军功迁职三种迁转方式。③尹富先生《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主要考察了左降官量移出现的时间及量移的一些基本原则。④实际上，不同时期贬官的迁转途径并不完全一致。唐德宗时宰相陆贽在《三奏量移官状》云：“谨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敕令长任者，每至考满，即申所司，量其旧资，便与改叙；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逮于开元末，李林甫固权专恣，凡所斥黜，类多非辜，虑其却回，或复冤诉，遂奏左降官考满未别改转者，且给俸料，不须即停，外示优矜，实欲羁系。从此以后，遂为恒规，一经贬官，便同长往，回望旧里，永无还期。纵遇非常之恩，许令移远就近，虽名改转，不越幽遐。或自西徂东，或从大适小，时俗之语，谓之横移。”⑤此段话概括了唐代贬官考满与量移两种迁转途径，其实，被征召入朝及入幕建功也是贬官迁转重要途径。
一、考满迁转是开元以前贬官迁转的主要方式
唐前期，贬官“每至考满，即申所司，量其旧资，便与改叙”（见上文陆贽语）。从实例来看，考满改官是卑品贬官迁转的重要途径。如则天初，詹事司直杨炯受其弟连坐，“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盈川令”。⑥〔1〕卷190上，5003开元中，奉先县尉苗晋卿，受连累贬徐州司户参军，“秩满随调，判入高等，授万年县尉”。［1］卷113，3350但对于五品以上、甚至三品以上的贬官来说，他们仍有年考未满而迁转职官的可能。益州长史卢承庆永徽初左迁简州司马，“岁余，转洪州长史”。〔1〕卷81，2749刘幽求开元初除太子少保，罢知政事，因姚崇素嫉忌之，“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谪官睦州刺史，削实封六百户，“岁余，稍迁杭州刺史”。〔1〕卷97，3041
另外，唐初贬官有考满后不参加吏部选的自由，有的甚至受贬后弃官不仕。显庆元年（656）八月，侍御史王义方仗弹中书侍郎李义府反被唐高宗冠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的罪名，受贬为莱州司户参军。王义方“秩满，家于昌乐，聚徒教授。母卒，遂不复仕进。”〔1〕卷187上，4876王义方在莱州司户职位上“秩满”后，有选择不做官的自由。而骆宾王在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1〕卷190上，5006王义方退隐、骆宾王弃官，证明陆贽所言“（贬官）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的情形确实存在。开元之后，随着政府对贬官管理的加强，“量移”便成为他们改官的重要途径。
二、量移迁转是开元以后贬官迁转的重要方式
顾炎武《日知录》卷32云：“量移，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庚午，祀后土于上，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二十七年二月己巳，加尊号，大赦天下：左降官量移近处。’量移字始见于此。”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32《量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9页。
后来学者都注意到了顾炎武所说的量移始见时间的错误，张艳云《唐代量移制度考述》云：“量移确实是始见于开元时期，但决不是开元二十年十一月”；尹富《唐代量移制度与贬谪士人心态考论》：“玄宗开元年间的量移至少有四次，而‘量移’二字这始见时间，也应当提到开元十一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三辑，第70页）
其实开元十一年（722），玄宗亲祀南郊大赦就出现“量移”一词：“自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其左贬官，非逆人五服内亲及犯赃贿名教者，所司勘实奏闻，量移近处”。
文中标参考文献〔2〕的，均出自宋代王钦若的《册府元龟》，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2〕后。〔2〕卷85，1004贬官量移迁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遇赦量移，另一种是考满量移。
首先，遇赦量移，是贬官获得迁转的重要方式。
自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南郊赦后，帝王的大多数赦令中都有贬官量移之规定。如代宗即位赦：“诸色流贬者，与量移近处”；
文中标参考文献〔6〕的，均出自宋代宋敏求编写的《唐大诏令集》，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6〕后。
〔6〕卷2，9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册尊号赦：“左降官量移近处，已经量移者更与量移，如复资者，即任便赴选集”。〔6〕卷10，60唐代帝王即位、改元、南郊、册立太子等重大活动，大多会对贬官进行恩赦。如中宗即位赦云：
其先有任五品巳上官枉遭陷害者，并宜加改葬，式遵典礼，若有后嗣，还其资荫。其别敕安置并左贬者，亦复其属籍，量还官爵。〔6〕卷2，9
赦令犹如法令，一般会得到贯彻执行。如光禄寺主簿杨为亲累，左降饶州司仓参军，遇中宗大赦，直接恢复旧资，“加上柱国，授郑州管城县令”。
周绍良 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编，开元111《大唐故朝议郎行郑州管城县令上柱国杨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0页。
这则赦令直接恢复左贬者“属籍”与“官爵”，而开元以后的赦令，很少有直接恢复贬官官爵或官资的赦条，大多只规定贬官有向京城方向量移的机会。建中五年（784）德宗在奉天改年号为兴元，大赦天下。岭南道贬官新州司马卢杞与恩州司马白志贞，别量移为吉州长史与阆州别驾。〔1〕卷135，3716、3719此二人量移后，任官地离京城稍近些，但其官职并未恢复到原来资品。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因遇赦由江州司马量移到忠州任刺史，作诗云：“量移远郡未成官”。（唐）白居易 著《白居易集》卷17《重赠李大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第374页。
显然白居易认为自己并没有恢复官资。韩愈在元和十五年（820）从潮州刺史量移为袁州刺史，也有“遇赦移官罪未除”
（唐）韩愈 著《韩愈全集》卷11《量移袁州张韶州端公以诗相贺因酬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05页。的担心。
其次，贬官考满量移也是贬官获得迁转的重要途径之一。
贬官考满量移在玄宗开元十八年（730）东郊赦令就已出现，即“自开元十八年正月五日爽已前……其左降官及流移、配隶、安置、罚镇、效力之类，并宜量移近处。其官已复资，至叙用之时，不须为累……流人及左降官考满、载满、丁忧服满者，亦准例稍与量移”。〔2〕卷85，1008量移迁转与唐初考满迁转不同点在于：唐前期，贬官考满迁转时，他们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即“纵或未有迁转，亦即任其归还”；而玄宗后期，贬官“考满未别改转者，且给俸料，不须即停，外示优矜，实欲羁系”（见上引陆贽文），即贬官人身受到一定程度的束缚。建中元年（780）正月，德宗敕令“诸州府五品已上正员内，上佐宜四考满停，左降官不在限”。〔3〕卷69，1215贬为上佐的左降官不在四考满停官的规定内，则他们仍需在贬任上任职，没有量移机会。贞元三年（787），德宗令停省天下州府官员，但“左降官仍旧”。〔3〕卷41，736贞元十年（796）二月，刑部的奏疏云：“五品左降官既不许停禄料，六品以下未复资，已经四考未量移间，其禄料伏望亦许准给敕旨禄料”。〔2〕卷630，7560左降官“仍旧”及四考后仍不许停禄料，表明他们在贬任上任职年限比正常官员要长。贞元十一年（795）以后，贬官量移机会更少，史称“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
文中标参考文献〔4〕的，均出自宋代司马光编著的《资治通鉴》，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4〕后。〔4〕卷236，7611德宗时期的贬官陆贽、阳城等，等到顺宗恩赦时，都已卒于贬所。显然，贞元后期，贬官没有明确的考满量移年限。直到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才明确下令：
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今日以前左降官等、及量移未复资官，亦宜准此处分。考满后，委本任处州府，具元贬事例及到州县月日，申刑部勘责，俾吏部量资望位量移官，仍每季具名闻奏，并申中书门下。其曾任刺史、都督、郎官、御史、并五品以上，及常参官，刑部检勘其所犯事由闻奏，中书门下商量处分。〔3〕卷41，736
宪宗的这条诏令不仅规定了贬官考满的期限，而且也详细说明了考满后，贬官量移的程序。贬官需经刑部检勘后，才由吏部或中书门下授予官职。由于贬官大多在交通落后的边远地区任官，又需经当地的州县向刑部申请，因而他们量移时，往往会因申状时间已过，而导致滞留贬地的情况。同年九月，刑部奏：“准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诸道左降官等，经五考满日，许量移者……缘任处州府，多是遐远。至考满日，其有申牒稽迟，致留滞者，其刺史、本判官、录事参军等，请与下考”。〔3〕卷41，737这样，把量移的实施与地方主管部门的考绩联系起来，左降官考满量移有了制度性的保障。
三、贬官通过帝王征召的形式重新回到朝廷任职
贬官除了考满复资、量移改职外，还有可能被帝王直接征召入朝或由大臣推荐入朝任职。受征入朝的贬官在各朝都占有相当比例。唐前期，召回入京的比例高些，唐中后期，召回的相对少些。表一显示唐代不同时期贬官受征入朝情况：
注：该表人数据本人博士论文附录《唐代流官一览表》、《唐代贬官一览表》统计。该分期主要依据员外官的出现（则天时期）及员外贬官向专指左降官转变（玄宗至顺宗时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开元以前，通过征召方式回京的贬官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玄宗时期共有190人次受贬，仅有27人次被召回。肃宗至宣宗时期，被召回入京的贬官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懿宗以后，贬官被召回的人数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开元以后，贬官受征入朝人数大大减少，应与玄宗以后各帝王对贬官控制的加强有关，这也与贬官在开元后只能量移的情形一致。贬官之所以被召回重新委以重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贬官与帝王有故旧关系。
对于曾经跟随自己征战或辅助自己取得帝位的大臣，帝王一般给予一定的优待。例如，窦诞“从太宗征薛举，为元帅府司马”，并“尚高祖女襄阳公主”。武德末年，受太子李建成的排挤，出为梁州都督。贞观初，太宗召拜为“右领军大将”。〔1〕卷61，2370唐肃宗在太子时，与杨国忠有矛盾。天宝十五载，太子在马嵬坡通过兵变杀死杨国忠、逼死杨贵妃。灵武即位后，肃宗把许多受到杨国忠打击的朝官召回任朝官。如裴遵庆在天宝末，因“杨国忠当国，出不附己者例为外官”，被谴出任郡守，“肃宗即位，征拜给事中、尚书右丞、吏部侍郎”。〔1〕卷113，3355殿中侍御史敬括也是因“天宝末，宰臣杨国忠出不附己者”，出为“果州刺史”，也被肃宗召回，“累迁给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1〕卷115，3375这种新皇帝即位征召曾任东宫旧僚的贬官回朝任职的例子还有很多。
第二，贬官在地方的政绩或个人才能突出。
贬官在地方政绩突出或确实有某一方面的才能而被召回京师。神龙初，大理卿尹思贞为韦月将辩护，得罪武三思党，贬为青州刺史，“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贞被睿宗“召授将作大匠，封天水郡公”。文中标参考文献〔5〕的，均出自宋代欧阳修、宋祁登人撰写的《新唐书》，具体卷数及页码标注于〔5〕后。
〔5〕卷128，4459开元四年（716），吏部侍郎卢从愿因“注拟非才”，左迁豫州刺史。卢从愿在豫州“为政严简，按察使奏课为天下第一等”，玄宗“玺书劳问，赐绢百匹”。不久，卢从愿就被召回任工部侍郎。〔1〕卷100，3124在贬任上考绩优异，有利于贬官迁改官职。天宝年间，房“坐与李适之、韦坚等善，贬宜春太守。历琅邪、郡、扶风三太守，所至多有遗爱”。天宝十四载（755），房被征拜为太子左庶子，“迁宪部侍郎”。〔1〕卷111，3320房被屡贬屡召，与他在地方上“多有遗爱”有一定关联。
第三，政党斗争的迂回给贬官回迁的机会。
官员因政治斗争被贬，情况发生变化后，又被召回。如景龙中，韦凑曾因公事得罪宰相宗楚客，被贬为贝州刺史。韦皇后败，宗楚客被诛，睿宗拜韦凑为鸿胪少卿。〔1〕卷101，3142因政治斗争而频频贬官与入朝的典型事件莫过于“牛李党争”。长庆元年（821年），钱徽主持礼部试，受李宗闵等请托，被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告发。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与元稹等证明其事，穆宗诏“贬（钱）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4〕卷241，7791此后，牛李二党交相执政，其受贬党人也频被征召入朝。长庆二年（822年）九月，宰相李逢吉执政，出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引牛僧孺为相。大和三年（829），裴度为相，征李德裕为兵部侍郎。不久，宰相李宗闵在宦官帮助下，“却引僧孺协力”，罢裴度宰相，出李德裕为郑滑节度使，“凡德裕所善，悉逐之”。〔5〕卷180，5328、5331大和七年（833年），文宗征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德裕出牛党党人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又出李宗命为山南西道节度使。〔4〕卷245，7885大和八年（834年），在宦官的帮助下，李宗闵又被征入相，李宗闵则出李德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后改为镇海军节度使。〔4〕卷241，7898武宗即位，李德裕入相，对牛党进行排斥，宣宗即位，牛党入相，贬逐李党。大中三年（847年），李德裕死于贬所，〔1〕卷174，4582党争才最后落下帷幕。
四、贬官还可通过入幕的方式迁官
《唐语林》卷八云：“自张守为幽州节度，加御史大夫，幕府始带宪官，由是方面威权益重。游宦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迁腾倏忽，坐致郎省，弹劾之职，遂不复举”。
（宋）王谠 撰，周勋初 校证《唐语林校证》卷8，中华书局2008年10月第1版，第692页。普通游宦之士都谓幕府为要津，对于正常迁转路径受到限制的贬官而言，若能进入幕府，戴罪立功，则不失为减罪改官的捷径。开元十三年（725），陈州刺史李邕因赃污事发，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在岭南，李邕“从中官杨思勖讨贼有功”，因而“又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而且还有资格“上计京师”。〔1〕卷190中，5042杨思勖在开元十四年二月出兵征讨邕州封陵獠梁大海，十二月讨平。李邕通过入幕建立军功，只经过一年就恢复到刺史职位。肃宗乾元年间，殿中侍御史张镒因梳理华原令卢枞案件，被贬为抚州司户。后来，张镒本应量移常州晋陵任县令，但他没有赴任，而是进入洪吉观察使张镐的幕府任判官。在幕府中，张镐奏授张镒为殿中侍御史。不久，张镒迁职为屯田员外郎，“转祠部、右司二员外”。〔1〕卷125，3545张镒如果不是进入张镐的幕府中，恢复殿中侍御史的职位都比较难，更不用说入朝为郎官了。
贬官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差遣官一般怕受连累而不愿辟其入幕。但有些官员因才能确实出众，也会被表请入幕。大历十二年（777），包佶受宰相元载连累，贬官岭南。刘晏本与元载不合，“时人言载之得罪，晏有力焉”。〔1〕卷123，3516包佶虽与元载善，但有才干，因而仍被刘晏“奏起为汴东两税使”。〔5〕卷149，4799宪宗时，盐铁转运、扬子院留后程异坐附王与王叔文，贬为郴州司马。宪宗曾明确诏令王叔文之党“虽遇赦无得量移”。〔4〕卷237，7657但因敛财供战的需要，当“盐铁使李巽荐异晓达钱谷，请弃瑕录用”时，宪宗重新启用了程异，恢复了他的扬子院留后的职位。〔1〕卷135，3738另外，有些权势较重的节度使或观察使，也敢于奏请罪行不是很重的贬官入幕。代宗时，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虚心下士，幕府盛选才彦”，奏授时贬为睦州桐庐县尉裴胄为“大理评事、观察支度使”。〔1〕卷122，3507元和十年（815），宰相李夷简出镇淮南，奏请贬官韦弘景为副使，“赐以金紫”。韦弘景后来“入为京兆少尹，迁给事中。”。〔1〕卷157，4153太和四年（830），右补阙张文规贬官孟州温县令，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奏置幕府”。〔5〕卷127，4449李栖筠、李夷简、裴度都有重望，又爱惜人才，故而敢于表置贬官入幕。但多数情况下，朝廷大员及地方高官怕受连累，不敢与贬官关系密切。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云：“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
（唐）柳宗元 著《柳宗元全集》卷30《寄许京兆孟容书》，第242页。
。柳宗元之言，道出了官员受贬后墙倒众人推的无奈，因而入幕迁转的贬官人数并不是很多。
总之，唐王朝在频繁贬降犯有过错的官员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些自新机会。唐前期，贬官所受到的政治与人身限制不是特别严格，考满迁改官职与受征召是他们恢复官资与仕进的重要途径。开元以后，贬官受到的政治束缚与人身束缚日益严密，从远地向京城近地量移是他们迁转的主要方式。部分贬官通过受征召或者寻求入幕重新踏上仕途，但这类迁转方式的贬官人数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北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Reappointment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in the Tang Dynasty
LIANG Rui
(History Department,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Zhejiang, China)
Abstract:In the Tang dynasty, the officials demoted or transferred to a remote place for their mistakes still had the opportunities to be reappointed after going through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or encountering pardon. However, the government set limits on the reappointmen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status and qualifications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In early Tang dynasty, the imperial court resumed the official qualification of the demoted officials via recalling or examinations. In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recalling and reappointment to a nearby place were the common practices. The reappointment implied that the government control of personnel appointment had been strengthened day by day.
Keywords:the Tang dynasty; demoted officials; reappointment; reappointment to a nearby place
在这种开明专制之下，有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即在参与朝政中遭遇挫折而受到贬谪的官员。他们的进退出处、情感心态似乎正为这种开明专制作了注释。当然贬官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被贬是为了一己的私欲，有的却是心怀天下。就结局而言，有的建功立业，得以光照史册；有的吟诗作赋，在文坛永垂风流；有的则并不为人同情，从而被遗忘。贬官的遭遇，除了降职、贬逐前往荒远之地外，不少人还经历过囹圄之祸。因此他们对于这种专制制度的感受更为深切，心态更为复杂，他们的诗赋作品中蕴涵的文化信息也更为丰富。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以就正于同道。
一、唐代之开明专制
对比前朝而言，唐代的官制与法制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唐朝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度，宰相通常由数人乃至十余人担任，史称“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央政府权力机构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总揽行政，相互配合，同时也相互制约。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1]（第13页）又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1]（第14页）可知这种三省协调、平章执政的制度，乃是出于一种居心周密的政治安排。三省之外，又设御史台（一度改称宪台、肃政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专门负责对官员的监督、列举、弹劾。又设大理寺，掌管审讯、监狱方面的事项。另外，在尚书省设有刑部，掌管朝廷刑法律令。唐代广义刑法之书有四，分别称为律、令、格、式，“律以定刑正罪，令以设范定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2]（第1837页）。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一断以律”[3]（第1407页）。所以就形式而言，唐代法制比较健全。政治清平之世，官员一般也能依法判案。
初唐时期，作为一代英明之主的李世民居心仁慈，对于死刑犯的处理尤其慎重。他曾经对身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还时刻警惕司法官员“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誉”[1]（第238页）。史载唐初“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2]（第2134页）。到贞观四年时，天下已是大治，全国判决死刑犯仅29人，“几致刑措”[1]（第239页）。当时遇到涉及朝廷官员的重大案件，要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会审，其用心也是为了秉公执法，防止误判酿成错案冤狱。
这种开明专制容易给人造成理想化的幻觉。事实上，如此政体之下的种种开明言论及措施只是对于君王专制独裁的补充。所以在它的内里，隐藏着两种深刻而又严重的危机。一是君主本人的喜怒好恶造成执法的错误，当此之时在体制之内缺乏任何制约的力量。二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更替，前朝的开明举措随时可能被削弱甚至取消。贞观五年大理丞张蕴古在太宗李世民盛怒之下被杀，是前一种危机的表现。张蕴古作为朝廷法官，他将李世民的话私下泄露，又与犯人博戏，虽有罪错，但未至极刑。太宗一时盛怒，将张蕴古斩于东市。事后李世民虽然表示追悔，但是人死已经不可复生了。[1]（第240页）至武则天主宰朝政时，重用酷吏，肆其淫威,士大夫人人自危。据载：当时朝臣多遭不测，乃至族诛，故入朝之时，必与家人诀别，说：“不知重相见不？”[2]（第4838页） 如此混乱局面，则是后一种危机的证明。
其实武则天执掌政权之初，也是想要广收人望，遵守前朝制度的。后来则转变为实行严刑峻法，“欲以威制天下，渐引酷吏，务令深文，以案刑狱”[2]（第2143页）。据载：武则天还曾经派遣专使去外地审狱断案，“单车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断，不令重推；或临时专决，不复闻奏”[4]（第6471页）。为此御史中臣、知大夫事李嗣真上疏曰：“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4] （第6471页） 可见前朝的一切开明措施，此时已经废弃殆尽，正常制度亦遭破坏，以至于由武则天特派的官员一人独断专杀了。其中最为酷烈者，要数长寿年间派遣使者诛杀六道流人一案。当时只因有人告发说岭表流人中有“阴谋逆者”，便分遣使者前往各地杀害流人总计数千人，其恐怖的景象不难想见。《旧唐书》列传记载当时之酷吏，有来俊臣、周兴等11人。“中宗神龙元年三月，尝列举当时酷吏已死者及未死者，加以惩处，凡二十七人。……此二十七人，盖当时为虐最甚者，其余尚难悉数。”[10]（第142页） 这些酷吏乘着专制暴虐的威风，肆意招集告密，罗织罪名，陷害良善，枉杀无辜，罹难受害者不可胜计。所以《旧唐书·刑法志》说：“垂拱已来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滥。”
唐玄宗李隆基夺取政权后，拨乱反正，朝廷多次修改律令，又制定了《唐六典》，其时天下太平无事长达数十年，出现了史家所称誉的“开元之治”。治乱盛衰之机，在于玄宗本人的腐化，而导致李林甫的专权。李林甫为人口蜜腹剑，为了耽宠固权，“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3]（第1415页）。
安史之乱后，天下纲纪崩坏，朝政混乱万状，逶迤以至贞元、元和年间。永贞革新是当时一批志在刷新政治、除弊图强的年轻士大夫的可贵尝试，然而它很快便归于失败。宪宗即位，朝局大变。史称“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11]（第335页），又称宪宗“用刑喜宽仁”[13]（第1417页）。但看他对于王叔文集团态度之严厉，以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显现了这位专制君主性格气度的褊狭与刻薄。
纵览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大抵明暗相间，开明理知与专制暴行相伴而生，两种势力消长交替，最后则酿成持久严重的社会大动乱，并导致唐王朝的完全崩溃。唐代的文人，便在这种境遇中生存。唐代的贬官制度，也就构成了这种政治文化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唐代之贬官制度
唐代的贬官制度，是在上述封建专制政治的运作中展开的。一般地说，朝廷政治清平时，对于贬官的处理则较为宽松而稍具理性；朝廷斗争愈剧烈，对于贬官的措施愈严厉。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一、初贬时之情事。在唐玄宗开元以前，一般遭贬谪的官员大约还有几天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作出发前的准备。《唐会要》卷四一载：
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
（开元）十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
天宝五载，李林甫加速在朝官中制造冤案以迫害异已，这时对于贬官的态度便立即变得严酷起来：
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5]（第735页）
尚永亮教授有云：“自天宝五载敕文之后，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所羁囚。戎昱《送辰州郑使君》谓：‘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动魄的一幕！”[12]（第 页） 至此，贬谪已是赤裸裸的人身迫害。
二、到贬谪地后的待遇。
贬官皆是负罪之人。在朝廷的文书中，经常将贬官（左降官）与流人相提并论。一直到长庆年间，朝廷才申明贬官与流人的区别：贬则降秩，流为摈死。也就是说，贬官是行政降级的惩罚，流人则是刑法量罪的判决。这也从反面说明，贬官与流人差别不明，容易混淆。而且，贬官多被遣往江湘、岭南等僻远穷苦之地。张说在武后长安三年因直言触怒权贵被贬岭表。《旧唐书·张说传》载：“（张说）坐忤旨配流钦州，在岭外岁余。”钦州在今广西。张说在其《端州别高六戬》诗中描述边地自然环境之恶劣：“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又王昌龄天宝七年被贬龙标尉，龙标即叙州谭阳郡郭下县（今湖南黔阳县），《元和郡县志》引《荆州记》云：“溪山阻绝，非人迹所能履。”可见贬官在地域安置上也和流人差不多了。贬官的待遇，由此也可以大体想见。
具体说来，贬官的日常行动往往受到限制，不得擅自离开贬谪之地。《唐会要》卷四一载：
（左降官）至任日，不得别摄余州县官，亦不得通计前后劳考。
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赏，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
当政治斗争酷烈时，贬官的生命则可能受到威胁。如以下的事例——
（天宝六载）春，正月，辛巳。李邕、裴敦复皆杖死。……林甫又奏分遣御史即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兄弟等死。罗希奭（殿中侍御史，为李林甫之爪牙）自青州如岭南，所过杀迁谪者，郡县惶骇。排马牒至宜春，李适之（左相，贬宜春太守）忧惧，仰药自杀。至江华，王琚（曾任户部尚书，贬江华司马）仰药不死，闻希奭已至，即自缢。[4]（第6875页）
（永贞元年）八月，壬寅，贬王亻丕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亻丕寻病死贬所。明年，赐（王）叔文死。[4]（第7619页）
与人身遭受限制、生命时遇威胁相交织的是人格的羞辱、精神的压迫，遭摒弃、被剥夺的感觉难以抚平，理想抱负更无从谈起。刘长卿《初贬南巴之鄱阳，题李嘉佑江亭》诗云：“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三、受贬官员的结局。贬官的前途难以捉摸，有的被贬谪至死，有的可能量移（酌情移近安置，或改任其它官职），也有的后来又回到朝廷，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
被贬谪至死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贬官任上被赐死的，如前述王叔文被赐死。又如杨炎，《旧唐书》本传称其文“风骨俊峙，文藻雄丽”。《旧唐书·德宗上》载其遭遇：“（建中二年）冬十月乙酉，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另一种则是在压抑愤懑的境况中死于贬所，如中唐著名文士刘贲。他因上疏痛陈宦官秉政之弊，力请澄清政治而遭到宦官的嫉恨，贬为柳州司户而卒。李商隐《哭刘司户二首》中云：“已为秦逐客，复为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当时朝政之昏暗、文人之无奈，殆可想见。
量移改迁如韩愈、白居易之例。韩愈曾被贬连州阳山令，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中回忆当年受贬离京的情景道：“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公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亻黾亻免不回顾，行行诣连州。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到连州的第三年，韩愈改任江陵法曹参军。他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中道：“州家申名使家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虽然未能回到长安，韩愈仍不满意，但他却可以用“一年明月今宵多……有酒不饮奈明何”来自慰了。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三年后，因得到朝中宰相崔群的帮助，升任忠州剌史。忠州当时只是一个荒僻的下郡，也是安置贬官的地方。所以白居易在《重赠李大夫》中说：“流落多年应是命，量移远郡未成官。”按唐制，量移应在贬官到任经五考满后。《唐会要》卷四一载：“其年（元和十二年）七月敕，自今以后，左降官及责授正员官等，并从到任后经五考满，许量移。”但是即使法定条文也常常在政治斗争中失效，如《新唐书》卷七十八载淮阳壮王道玄的六世孙李汉“坐宗闵党，出为汾州刺史，宗闵再逐，改州司马。诏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数岁徙绛州长史”。而王叔文之党则没有那么幸运，《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宪宗曾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贬官得以重返京城，再度活跃于政治舞台，也主要是由于朝廷政局的改变，或因新皇帝的即位，或因党争易帜，而得到朝中权势援引的结果。顺宗、宪宗即位后，都曾降诏召回贬谪的官员。而宪宗暴卒、穆宗即位后，元稹、白居易因抵牾权贵而遭贬谪的生活便告结束。因此唐代贬官制度，实为其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三、唐代文人遭贬谪原因分析
唐代文人遭到贬谪的原因纷繁多端，就其用心而言，不外乎两类：一是缘于私心私情而受惩罚者，二是追求公理公正而遭迫害者。
缘于私心私情者中，有的是因为徇财赎货、贪赃枉法。比如中唐吴武陵能诗善文，他后来任韶州刺史，“赃罪狼藉，……。寻贬潘州司户，卒”[9]（第1185页） 。缘于私心者中，还有的是依附权贵因为后台失势受到牵累而被贬，比如武后朝宫廷诗人宋之问、沈亻全期谄附宠臣张易之，在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贬泷州参军，沈亻全期贬台州参军。这种情况，在此置而不论。
追求公理公正者中，又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同情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的；二是立朝刚直不阿、反对宦官乱政的；三是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的；四是个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的。
同情百姓、为民请命之例，如韩愈被贬阳山令。韩愈当时在朝任监察御史，因京郊一带遭遇旱灾，百姓困苦不堪，而有司征求愈急，韩愈便上疏请求宽免灾民田租，招致当权者的厌恶被贬连州阳山。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咿嗄。归舍不能食，有如鱼挂钩。适会除御史，诚得得言秋。拜疏移 合 门，为忠宁自谋！……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6]（第3768页）
立朝刚直、反对宦官乱政，如元稹元和五年受贬之例。元稹时任东台监察御史，因弹奏贪官而触怒宦官，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云：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摄之，擅令停务；朝廷以为不可，罚一季俸，召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元）稹伤面；上复引（元）稹前过，贬江陵士曹。
尽管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以及白居易等人纷纷进言，指出无稹并无罪错，但是宪宗明显袒护宦官，元稹只能负气踏上谪官之途。
追求政治改良、触怒旧派权贵，则有柳宗元、刘禹锡长期贬逐之例。永贞革新本来是受到顺宗支持的一场体制内的改良运动。史家对此有评论说：
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余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11]（第332页）
然而这场体制内的改良却因为顺宗的去世而夭折。新上台的宪宗加紧迫害革新派，将之变为一场权力争夺。他多次降旨，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一贬再贬。最后，柳宗元死于贬所，而刘禹锡被贬谪的时间长达23年之久，这表明封建专制之下权力斗争的残酷。
文人禀性耿介、不肯苟媚取容而得罪，则有刘长卿、顾况遭贬之例。《唐才子传》记载说，刘长卿“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遭迁斥，人悉冤之”。顾况性格诙谐，不拘小节，曾经写诗嘲诮权贵，被贬饶州司户参军。这些都是文士坚持独立的人格而遭迫害的例证。
还有一类因公致祸、被诬以它事而受贬谪者。这种情况下，受迫害的一方常常是百口莫辩，而历史也可能由此留下疑点。《旧唐书》本传说，高宗末年骆宾王“为长安主薄，坐赃左迁临海丞”。而《新唐书》本传说，骆宾王是因为“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骆宾王究竟是因贪赃还是上疏言事而招致祸患呢？从他的《狱中书情通简知已》诗中所云“三缄慎祸胎”、“绝缣非易辨”等句来看，大致是上疏言事之后便被诬以贪赃之罪的。在封建时代的官场斗争中，邪恶的一方编造谎言，加害于人，其手段之卑劣、用心之歹毒，文人面对诬陷的无奈与可怜，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专制主义的本质。
四、贬谪文人的不平之鸣
无论是何种原因遭受贬谪，由之造成的生命的苦闷都是巨大的，在身心饱受煎熬的贬谪岁月里，文士们的心灵世界往往更加敏感、丰富，发诸吟咏，著为篇章，造就了有唐一代大量的优秀贬谪文学作品。
从特定意义上说，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它形象地再现了封建专制之下士大夫人格的独立、尊严以及坚韧弘毅的品质，显示了在庞大封建专制政体之下人性良知怎样受压抑、被扭曲、消解于无形，而又生生不息地活跃于民族的血脉之中。
从贬谪文人的自我表白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舍身报国、耿介高洁的志气与忠直弘毅的品节。如下面的诗句：
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吒。……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
韩愈《县斋有怀》
【关键词】专题教学 高中语文 运用 认识
自教改以来，语文教学模式和教学观念不断革新，从“单篇课文阅读教学”到“单元组织阅读教学”，教学思路在不断拓展，但改革的步伐仍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而专题教学应运而生。
《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另一方面是“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在新《课标》的指导下，许多地区和教师开始尝试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课程，开发利用各方面的课程资源，突破单篇乃至单元教学，打破教材顺序，自行进行教材整合，变革教学方式，努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潜能。
《小石城山记》的教学是我对新《课标》理念践行的尝试。作为百来字的游记，这篇文章字面意思平易浅显，无须疏通。但仔细研读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它包含了作者贬官之后的心灵皈依和高远志趣。于是我考察了许多有过贬官经历的文人，发现这是一种贬官文化现象，于是《小石城山记》成为我开启贬官文化之旅的出发点。
常规课教学中，引导同学们基本了解了柳宗元被贬的经历以及创作心态，然后请同学们找出课本中自己感兴趣的被贬文人，并对这一人物做一份详细的资料卡片，主要包括：人物生平（主要是被贬经历及被贬后的心态）、主要作品、文学成就等，从整体上认识这位被贬文人。下面一步是本专题教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走进图书馆”。我给学生推荐了以下三类图书：一是各类有关贬官文学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指导学生形成对这一文学现象的初步认识;二是各类与文学史相关的书目，此类图书有利于同学们从理论层面上深化对这一文化现象的理解;三是各类专著，主要包含以个人为主和以流派为主的诗文集，此类图书有利于同学们将个人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全面立体地理解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文学流派。自我探究学习之后，本次专题学习还有一个“重头戏”――合作式学习，就是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制作手抄报，撰写论文报告。手抄报的制作不仅锻炼了同学们在版面设计、画图制作、手抄报书写等方面分工协作的能力，而且还拓展了对贬官文化认识的广度。论文写作更是在拟定题目、查阅资料和相互切磋中深化了对贬官文化认识的深度。最后，我们的优秀作品推荐到学校宣传栏和文学社展廊内展示，优秀论文还推荐到校园网文学社专栏刊登。
经过本次专题教学实践，结合专题教学方面的理论学习，我对专题教学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专题教学不一定是选修课。专题教学不仅仅要突破单篇教学、单元教学，还应该突破必修和选修的藩篱。专题教学的实施可以根据专题的大小和类型的需要，可以在单元之内、单元之间、各册教材之间、必修与选修之间、课内文本和课外文本之间进行整合。事实上，现行的各种类型的高中语文教材虽然都分为必修和选修，其实两种课程的编排思路基本相似。以粤教版为例，粤教版语文选修教材虽然有《唐诗宋词元散曲选读》《唐宋散文选读》《中国现代散文选读》等十本，貌似分散，但其编排设计也是以“模块”为依据，这与粤教版必修教材的编排思路并无二致。因此，我们在实际教学中也不能将必修课与选修课人为地割裂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