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科普写作 科普阅读 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我校五年制师范大专班从四年级开始分为文科和理科班，并在理科班开设了科普写作课程，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科学人文素质，为基础教育培养文理兼通的具有教学科研与科普写作能力的高素质师资。笔者担任该课程教学八年，现结合实践谈谈在教学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科普写作能力的体会与实施方法。
1 在科普阅读中积累科学知识
科普阅读教学是帮助学生不断积累科学知识和写作素材、提高科学素质的有效途径。我们知道，科普写作除了需要语文写作基本功外，更需要科学知识方面的雄厚积累。大量阅读科普方面的书籍和刊物，吸收科学前沿知识和最新科技信息，是着手科普写作的必要条件：若要写出科学知识丰富准确、科学原理清晰透彻、文艺性较强的优秀作品，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我们以科普阅读、科普积累做为科普写作的先导，采用读写结合以读促写的方法，受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科普阅读教学中我们有计划地给学生介绍了现代科技知识，拓展了他们的知识面，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两年多来我们先后给学生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基本思想、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介绍了空间和海洋技术、细胞重组和克隆技术、微电子和信息科技、材料与能源技术、基因治疗技术等等，这样使学生形成了比较宽阔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科普阅读教学中，我们还注意在拓宽前沿知识的同时巩固经典知识。教师针对科普文献的重点和难点，及时点拨解答疑难，使学生加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例如帆船为什么能逆风行驶，算得上一个经典问题，虽然在航海实践中早已成功操作。但从理论上解释并非人人皆知。不少同学反映，阅读了有关科普文章后仍模糊不清。教者关注后发现，少数科普讲述含糊甚至错误。而张三慧教授主编的《力学》，论述得清晰准确，我们以此为例，阅读教学中重点讲解了逆风行舟的原理。通过这件事学生也受到教育，他们体会到，正确的概念形成和知识积累对于科普写作是何等重要。如果没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对待科普写作，不懂装懂，就会贻误读者贻误后人。
科普阅读教学的课堂时间和容量对于科普写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又把阅读从课内延伸到课外，并结合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给学生推荐了课外科普阅读书目。其中有我国科普作家叶永烈选编的《中国科学小品选》，鲁克选编的《中国科学童话选》，谈祥柏的科普作品集《数学百草园》，林德宏主编的《现代科学技术概论》，还有普里高津的《从混沌到有序》、爱因斯坦《物理学的进化》、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时间简史》、英国天文学家约翰・D・巴罗的《宇宙的起源》等等。学生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自由邀游，充分积累。
浏览阅读难以留下持久准确的记忆，要能做到随时调用知识，还必须采取有效的积累措施。科普阅读教学中，我们注重指导学生收集材料，在有意积累的思维指导下，有的同学通过摘录将素材存入笔记，有的同学经过理解存入大脑，有的同学通过剪报来收集，有的同学制作了知识分类卡片，还有的同学将资料分门别类存入电脑。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同学们又一次得到学习，而且印象特别深刻。通过大量的课外阅读和资料收集，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水平，并积累了相当多的比较成熟的科普写作素材。
科普阅读教学不仅增长了学生的科学知识，而且培养了他们的科学观念、科学品格和科学精神。当同学们从自然科学中领略到大自然运动规律是那样的简洁、对称、和谐时，他们的心灵不能不受到巨大的震慑和美的陶冶，他们会象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一样，对自然界蕴藏的那种庄严崇高和不可思议的井然秩序表示深深的敬畏和赞叹。
2 在范文讲评中掌握科普体裁
科普作品总体上可为文艺类和非文艺类。文艺类科普作品又可分为科学散文、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科学诗歌，梦幻小说等等，而科学散文中以科学小品最为常见；非文艺类科普作品包括的形式较多，我们主要给学生介绍了“四小”，即小论文、小实验、小制作、小发明等等。教学实践告诉我们，学生只有从理论上明确科普作品各种体裁特征，写作实践中才能自觉地根据科学知识选择体裁，并有意识地表现该体裁的特有风格。科普写作的基础在于写好说明文。非文艺类的科普写作除了科学小论文之外，基本上都体现了说明文的功底；而文艺类科普作品是文学体裁与说明文体的交叉，它横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知识的综合性更强，要求作者除了具有很好的说明文基本功外还需要一定的文学素养。
在科普范文讲评中，我们注意选择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作品，使学生在观摩欣赏名家范作的过程中，对各种科普体裁的特征建立生动的感性认识。比如在科学小品的评讲中，我们选择了老一辈科普作家高士其的《我们的抗敌英雄》，贾祖璋的力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科学童话的讲评中，介绍了老科普作家郭以实的《太阳请假了》，佳佳的《小多莉找妈妈》；在科学故事的讲评中，选取了《科幻世界》主编、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的《捕捉遥远的星光》，唐风的《我们在什么地方》，唐晓鹏的《发现遗传》；在科学小论文的讲评中，我们选择了在全国或省市举办的青少年科学论文评比活动中的获奖小论文作范文，比如《连接体下落运动的观察》、《微波处理豆芽促进发芽》、《崇明岛形成浅析》等：在科幻作品的讲评中，我们选用了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王晋康的《生命之歌》等等。同时，我们还介绍不同体裁的部分国外优秀科普作品，例如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的科学小品集《数的趣谈》、《我们怎样发现了黑洞》；前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科学故事《人怎样变成巨人》；法国老科普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等等。为了使这门课的指导更有说服力、更切实到位，笔者自觉做科普写作的带头人，且适当选用自己的作品做讲评，教学中起到较好的示范作用。
生动具体的范文评讲，使学生对各种科普体裁的特点有了宏观的把握。他们懂得：科学小品短小精悍，在行文上挥洒自如、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在体裁上表现为科学说明文与散文小品的有机结合；科学童话最大的特点是拟人化，并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是科学说明文与童话故事的和谐统一：科学故事表现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科学知识容量较大，说明、记叙和描写并用，是科学说明文与文学故事的珠联璧合；科学幻想小说不仅传播目前人类已经发现的自然规律，还大胆想象未来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预测地球太阳系宇宙的演化和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是科学知识与神话故事的辩证统一，表现出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憧景和无限丰富的想象力。总之，学生对科普体裁的把握为后来的科普写作奠定了必备的基础。
科普体裁的形成与说明文体裁、文学体裁和科学技术发展息息相关，它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作为一个具体的科普体 裁，它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丰富、更新或者衰落、淘汰的过程。我们应该关注时代的审美理想和科技进步对科普文体发展的影响，同时鼓励我们的学生用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智慧，为科普文体的创新作出贡献。
3 在习作指导中培养学生的科普写作能力
科普写作能力表现为作者的综合能力，要求作者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正确的自然观、良好的道德修养、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写作创作能力。这些素质和能力只有靠勤奋学习勇于实践而获得。在培养学生科普写作能力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强化了以下四个环节的训练。
(1)选题。科普写作的素材是广泛的，而题材的产生必须经过积累、酝酿、筛选、确定的思维过程。我们指导学生选题时，主要考虑到社会时代的需要和自身的工作实践，所写题材应从自己的知识和生活积累中产生，不要从事力不能及的创作。在教师的指导下，有的学生联系我国神州载人飞船飞行成功，选择飞船使用什么燃料的题材；有的学生结合小学语文《赵州桥》教学，提出了赵州桥为何千年不损的问题：有的学生结合小学数学教学，选择了“0和l的对话”；有和学生结合小学科学教学，思考着地球为何能悬在宇宙空中。同学们通过关心国家关注世界观察生活和小学教育见习实习，广开思路积极思维，选择了各种各样精彩纷呈的写作题材。
(2)构思。构思是对整个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内容所作的有序安排。这种思维活动在选定题材时往往已经展开，特别是有些短篇科普作品，构思几乎与选题同时完成，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来处理，并具体化为制定写作提纲。我们指导学生构思时要注意：主题明确立意新颖、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情节起伏引人入胜。比如，科学小品一般没有故事情节，但需要做说明顺序的构思。科学童话和科学故事既要考虑故事情节顺序，又要考虑说明顺序，需要统筹思考而产生结构，要求学生下大功夫去构思。我们要求学生能运用误会、巧合、反复、对比等基本结构来安排科学童话的战事情节，当然也鼓励创新。
(3)写作。写作是用文字表达科普作品的重要环节，在选题和构思基本形成之后，最终要落实到动手写作。在科普写作中，我们重点向学生提出了文句表达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要求。例如说“大象是现代最大的陆生动物”，这话是准确的，但有的同学将“现代”或“陆生”丢掉了，写成“大象是最大的动物”就不准确了。因为古代的大恐龙，现代的海洋中的蓝鲸等都比大象大得多。再比如有人说“向心力的反作用力是惯性离心力”，这是一种误解。首先，向心力与惯性离心力作用于同一物体，谈不上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其次，向心力是真实力，它有真实的反作用力。在向心力为合力的情况下，各个分力也有真实的反作用力。但惯性离心力是虚拟力，它只有在旋转的非惯性参照系中才能表现出来，它没有反作用力。因此不能说向心力和惯性离心力是一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科普需要知识的力量和美的体验高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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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普作协成长的忠实记录——《科普创作》杂志汤寿根，TangShougen
【关键词】领导集体/科普思想/科普实践
【正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现代世界历史的精辟洞见，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指南。由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继而对政治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精神必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思想必将作为一切思想的先导，科学方法必将构成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科学知识必将成为人类知识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作为科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普及已不仅仅是一个实践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时间为界，把我国科普工作分为三个时期，目的在于探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形式、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科普实践应有的方向和任务。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一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十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学习。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运用了科学知识的例子和比方，他领导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一种成功的科普典范之作。1942年，他在《文化课本》的序言中就已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54年底，根据他的指示，中科院在京科学家向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负责人宣讲了原子能科普知识。1955年初，他还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并观看了现场演示实验。这一时期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普及是科技内容与文化教育形式的紧密结合，因此，毛泽东科技思想和文化教育思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阐明了科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63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以上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新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建国初，周恩来把这一文化指导思想运用到教育上，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同时，文化的大众方向包含了普及思想，毛泽东写道：“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科普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文化事业，普有科技的内容、教育的形式、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新闻出版的传播途径，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科技和文化教育思想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具有反封建、反迷信、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干部思想改造的功能。毛泽东指出，文化的科学内容“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⑦。1952年周恩来在爱国卫生运动发起之初多次强调要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1958年2月，毛泽东在签发农技工作的文件时指出，“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可以打掉官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20页，第415页。），可以教育干部。这些论述和指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第我国科普实践中的体现。
第三，由于“大众的文化”决定了科普的主体是工农群众，科普的文化教育方式决定了科普主导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组织方式。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技科普的通知中首次提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组织方式。1963年初，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重申了“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5页，第578页。）。
第四，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队伍不够大，工农群众的文化觉悟不够高，因此这一时期科普的具体组织方式以比较容易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主。1952年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普及了卫生科学知识、科学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1955年底毛泽东发动的除“四害”运动普及了害虫害畜的生态和生活史知识。1956年初，毛泽东发起的“向科学进军”的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
第五，由于工农群众中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949年为80%），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乃是把科普作为扫盲之后的提高。1956年5月，周恩来指出：“要普遍提高科学水平，一定要先扫除文盲。”（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3页。）这一战略使得业余教育成为科普的重要方式。1950年，政务院共颁布了七个关于业余教育的文件，指出：业余教育以扫盲为主，兼以技术普及教育。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工厂和绝大部分农村都进行了业余教育，仅1958年就有6000万人参加。1958年开始实行的半工（农）半读教育是在文化提高中进行科普的重要方式，至1966年，全国有此类学校4000多所，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61600所。
第六，正规的经常性的科普工作体现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工作和技术推广工作中。中华全国科普协会成立于1950年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科学技术普及”这一概念），到1956年该会拥有27个分会和983个支会，18万余会员，其中有15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仅1956年，该协会就举行了20多万次演讲，3000多次展览，还广泛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科普。5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负有培训农民的使命，至1957年达每区一站，60年代初则达到每公社一站。
第七，运用传播媒介进行科普宣传。1955年10月毛泽东指示：“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电影放映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还在50年代初期，科普协会就创办了《科学大众》和《科学画报》两种科普月刊，1956年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1956年又创办了《知识就是力量》和《学科学》两种月刊，其发行量最高分别达23万册和11万册。1956年还成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全国出版了3000多种小册子，248种科普小册子发行890万。电影是这个时期仅次于出版而以传播方式进行的科普途径。1952年5月政务院就组织拍摄放映了宣传反细菌战的科教片；1949～1955年间优秀影片的授奖中有科教片8部，优秀创作人员8人；1957年，北京师范学院建立了首都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扩展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50年展起来的农村广播网到70年代已深入到农户，极大地宣传普及了农技知识。
每次科技重大突破而伴随的声势浩大的科普宣传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如“两弹一星”的宣传等。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二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破坏了有组织的和行之有效的科普工作；一方面又将科普工作庸俗化，严重地阻碍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开创了科普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会上说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强调要做好普及工作，1981年4月，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重申了这一点。第二代领导人也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科普教育，1980年7月，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讲授农业、能源、人口、环保、计算机、空间技术、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二代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科技的作用，更强调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科技思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又详细地论证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根据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阐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要素的关系，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9月，这一论断更进一步表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178页。）。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思想的更具时代意义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由于这一时期科技工作包括了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思想也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早是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其中包括“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1982年11月，彭真“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谈到精神文明时提到：“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的重要性。”（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207页。）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要“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页，第170～172页。）。这是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科普，是党对科普工作理论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同月，国务院转发有关文件的通知中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陈旧的社会观念”，要“发挥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到了“传播、发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
第三，由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是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组织前提，因此尊重和强调知识分子主导及其作用是这一时期科普组织工作的首要方面。这一时期，邓小平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并多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包括科普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为新时期科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四，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歇移到经济建设上，也由于要实现对科普工作庸俗化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也就是服务于经济中心所决定的人才培养战略，是以提高带动普及。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教育“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同年8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次年2月，国务院拟定88所重点大学，1981年增至96所；1980年10月，国务院作出分批试办重点中学的决定，至1989年，全国共有2187所重点中学。提高性科普方式还有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1989年这三种方式在校考生分别为630万、42万、300万，另外还有634所普通高校实行函授和夜大学。这些提高性教育极大地带动了科学普及。
第五，由于要“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改变了过去过于简单化的群众运动方式，而代之以高效的有层次的体系化方式。这一体系化方式主要体现在各级科协组织和基层科技推广的科普活动中。1978年11月，中国科协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1980年3月和1986年6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要“大力做好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此期间恢复并极大地发展了各级科协组织；地方分会延伸至县乃至公社、乡、镇，据统计，1982年全国公社级科普协会由近4000个发展到15000多个；专业分会则延伸至三级学科，每个专业分会都有科普小组，发起了城市职工的读书学科学的热潮，1983年全国有1000万职工参加，1984年则达1500多万。1981年开始了科技推广的整顿与改革，此后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到80年代末已经基本建成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其中有关机构22.8万个，参与人员达150万人。与科技推广体系配套的是1986年启动的“星火计划”和此后实施的“燎原计划”，至1990年，两个计划在推广了大量实用技术的同时，共为农村培训各类技术人才650万人。
第六，传播媒介的科普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科普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1年4月，国家科委指示“科普出版部门”要“出版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要利用电视、广播、讲座等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节目”。（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这一时期的科普出版呈现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中初级科普读物为主，内容以知识普及为主，兼及科学思想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等。第二个高峰是80年代中后期，转向高中级科普，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普及逐渐成为主导，许多科学新思潮被介绍入我国并在社会科学方面得到普及性运用，如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科学方法论以及与科学相关的哲学等。两次出版高峰的共同特点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加盟和丛书形式发行，有影响的丛书如“三个面向”和“走向未来”等。同时，报纸和期刊的科普活动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合适于青少年和家庭阅读的期刊都广泛进行着科普活动；《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协报》、各地方科学报纸的创刊或复刊都极大地带动了科普工作。这一时期的电影科普在8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科教影片以“加映”形式在群众和学生中大量放映；1980年首届“金鸡奖”有3部科教片获奖，而文化部获奖影片中有7部科教片，1983年则为11部；同时，科教片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80年代有10余部获得各种国际电影节奖。80年代后期居民电视普及，中央台和各主要地方台定期或不定期设立了科普节目，较有影响的如中央台的《动物世界》等。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与当前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很有远见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注：《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第三代领导人及其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央，也是一个科学中央，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科技教育。江泽民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到了科普工作。1989年12月，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江泽民认为“要抓好科技普及工作”（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注：《人民日报》1996年5月28日。）；1996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谈到了科普工作，要求“普及科技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4年12月5日。）。1994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1994年6月起，中组部、等联合举办的现代科技基础知识讲座在人民大会堂开讲。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和当前科普实践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充分发挥科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对科普工作的内涵作了高度的概括，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把科普工作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一种实现方式。这是对前两个时期科普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人强调科学精神中反封建反迷信的方面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功能；第二代领导人把这些功能拓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第三代领导人把科普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科普的内涵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三个方面，它们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邓小平曾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那么科学技术如何才能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呢？江泽民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注：《人民日报》1991年8月26日。）这里明确了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在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都包括了科普，因此可以说，科普工作是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的科普思想在对以往科普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强调了科普的层次性。如前已述，第一个时期侧重于实用技术知识和初级科学知识普及；第二个时期继续技术知识普及并转向了科学前沿知识普及，注意宣传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强调各个层次的科技知识普及的同时，把宣传普及科学思想、方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而把科普区分为知识、方法和思想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三，由于党的领导人对科普工作空前的重视，科普工作已成为党的一项独立的文化事业。第三代领导人的科普思想有三个历史性的“第一”，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第一次谈到科普（1989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到科普（十五大），党中央下达了第一个关于科普工作的专门文件（1994年12月）。1991年5月，江泽民提出科普内涵的讲话是科普作为一项独立文化事业的理论标志；1994年12月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是其实践标志（该项举措曾成为1994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而十五大报告则是其政治标志。在这一科普思想中，科学不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因为科学知识、方法、思想与科技体制及科技成果满足着文化的观念方面、制度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要求。十五大将科普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意义的，因而发展了上两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
第四，当前科普组织工作最重要的特征是政策引导力度的加强。江泽民等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央各种相关会议、文件中再三强调科普工作及其重要性。国家设立了各种科普奖励，如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科普工作者奖以及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的评选。尤为重要的举措是1995年5月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科普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立法则是政策引导的集中体现，《宪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都有国家鼓励科普工作的条文，《科普法》是专门的科普法律，使科普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同时，科技成果推广取得新的进展，各县市在农技站的基础上普遍设立了科普示范乡，从而以行政行为巩固并扩大了成果推广中的科普成就。
第五，在政策引导下，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自觉自主地投身于科普工作是当前科普实践的主流。知识分子自主地开展了各种科普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际科学和平周”活动，百名院士百场科技报告，迈向21世纪的中国科技暨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国科协四届和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传媒是当前科普宣传的主要形式，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策划参与。全国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经常性的科普栏目，影响较大的有中央台的“科技博览”、“走近科学”、武汉台的“科技之光”等，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开辟了科普宣传的第七套节目；同时，各大报纸都辟有科普专栏或报中刊，如《光明日报》的“科学周刊”、《中国科学报》的“大众科学周刊”、《科技日报》的“科学前沿”和“追科星”栏目等；期刊方面则创立了不少地方科普杂志，一些学术杂志辟有科普专栏或已改为科普杂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科普教育，其内容之一是诠释科学中的人文成分，如科学思想、方法、史趣等。目前，全国54所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已圆满完成，正向全国高校推广。有两项活动最为强烈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参与科普的自主性。第一项是9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发起了反对伪科学的活动，至今仍活跃在传媒界和出版界，极大地宣传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如一些科学哲学家发起了“保卫科学精神”的活动；第二项是90年代中期发起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促使人们反思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从而从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是一次很有特色的高级科普活动。
第六，当前科普实践中出现了科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良好势头。在1994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科普出版热潮，像“第一推动”、“科学大师系列”等丛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科普出版的繁荣是适应文化市场需要的结果。市场行为最强的科普活动是商业宣传中的科普，这一时期产品广告的显著特色是科技知识迅速增长。另外，这一时期科普场馆建设和使用也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较好方式。中国科协认定的177家科技馆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的，但也开始有企业参与投资兴建场馆。一些地方开始采取经营方式使用场馆，据报道，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已有6家“海洋馆”以经营方式使用，社会和经济效益良好。
由于党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当前科普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欣欣向荣。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普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有1.7亿文盲，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不足5%，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亦只占10%，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仅占0.3%，广大公众必须通过社会教育和科普教育增长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另一方面，科普人才的流失较为严重，相对需求而言，科普设施严重不足。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必须解决几个首要的问题。
第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在坚持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同时，把科普工作定位于知识创新，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普人才的创造热情。为什么科普人才会严重流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以往有意无意地把属于科技创新的科普工作当作重复性劳动，科技专业人员不敢理直气壮地从事科普工作，科普工作者的成果难以得到有关方面的承认（尤其是人事组织方面）。朱丽兰撰文认为，知识创新是包括了科技创新、商业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在内的一切知识创造活动。（注：《光明日报》1998年7月24日（转引自陈建强文）。）其实，知识创新又可以分为原创性和再创性两个层次，科普是对科技原创性知识的再创新，科技知识与哲学、艺术、文学、传播媒介乃至宗教等正面或反面的结合，构成了一项全新的文化创新活动。江泽民1996年5月讲话指示要“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科普；1991年8月，李瑞环在一次讲话中要求科技宣传“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32)。其实，这些指示已经要求我们把科普作为一项传播上的文化创新活动。今年6月，我国正式启动知识创新工程（江泽民就此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把科普工作定位于知识创新上，充分调动和发挥科普人才的积极性，使之更好地投身于知识经济的大潮。
【关键词】领导集体/科普思想/科普实践
【正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现代世界历史的精辟洞见，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指南。由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继而对政治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精神必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思想必将作为一切思想的先导，科学方法必将构成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科学知识必将成为人类知识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作为科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普及已不仅仅是一个实践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时间为界，把我国科普工作分为三个时期，目的在于探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形式、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科普实践应有的方向和任务。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一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十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学习。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运用了科学知识的例子和比方，他领导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一种成功的科普典范之作。1942年，他在《文化课本》的序言中就已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54年底，根据他的指示，中科院在京科学家向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负责人宣讲了原子能科普知识。1955年初，他还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并观看了现场演示实验。这一时期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普及是科技内容与文化教育形式的紧密结合，因此，毛泽东科技思想和文化教育思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阐明了科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63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以上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新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建国初，周恩来把这一文化指导思想运用到教育上，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同时，文化的大众方向包含了普及思想，毛泽东写道：“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科普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文化事业，普有科技的内容、教育的形式、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新闻出版的传播途径，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科技和文化教育思想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具有反封建、反迷信、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干部思想改造的功能。毛泽东指出，文化的科学内容“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⑦。1952年周恩来在爱国卫生运动发起之初多次强调要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1958年2月，毛泽东在签发农技工作的文件时指出，“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可以打掉官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20页，第415页。），可以教育干部。这些论述和指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第我国科普实践中的体现。
第三，由于“大众的文化”决定了科普的主体是工农群众，科普的文化教育方式决定了科普主导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组织方式。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技科普的通知中首次提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组织方式。1963年初，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重申了“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5页，第578页。）。
第四，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队伍不够大，工农群众的文化觉悟不够高，因此这一时期科普的具体组织方式以比较容易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主。1952年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普及了卫生科学知识、科学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1955年底毛泽东发动的除“四害”运动普及了害虫害畜的生态和生活史知识。1956年初，毛泽东发起的“向科学进军”的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
第五，由于工农群众中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949年为80%），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乃是把科普作为扫盲之后的提高。1956年5月，周恩来指出：“要普遍提高科学水平，一定要先扫除文盲。”（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3页。）这一战略使得业余教育成为科普的重要方式。1950年，政务院共颁布了七个关于业余教育的文件，指出：业余教育以扫盲为主，兼以技术普及教育。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工厂和绝大部分农村都进行了业余教育，仅1958年就有6000万人参加。1958年开始实行的半工（农）半读教育是在文化提高中进行科普的重要方式，至1966年，全国有此类学校4000多所，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61600所。
第六，正规的经常性的科普工作体现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工作和技术推广工作中。中华全国科普协会成立于1950年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科学技术普及”这一概念），到1956年该会拥有27个分会和983个支会，18万余会员，其中有15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仅1956年，该协会就举行了20多万次演讲，3000多次展览，还广泛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科普。5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负有培训农民的使命，至1957年达每区一站，60年代初则达到每公社一站。
第七，运用传播媒介进行科普宣传。1955年10月毛泽东指示：“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电影放映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还在50年代初期，科普协会就创办了《科学大众》和《科学画报》两种科普月刊，1956年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1956年又创办了《知识就是力量》和《学科学》两种月刊，其发行量最高分别达23万册和11万册。1956年还成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全国出版了3000多种小册子，248种科普小册子发行890万。电影是这个时期仅次于出版而以传播方式进行的科普途径。1952年5月政务院就组织拍摄放映了宣传反细菌战的科教片；1949～1955年间优秀影片的授奖中有科教片8部，优秀创作人员8人；1957年，北京师范学院建立了首都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扩展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50年展起来的农村广播网到70年代已深入到农户，极大地宣传普及了农技知识。
每次科技重大突破而伴随的声势浩大的科普宣传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如“两弹一星”的宣传等。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二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破坏了有组织的和行之有效的科普工作；一方面又将科普工作庸俗化，严重地阻碍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开创了科普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会上说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强调要做好普及工作，1981年4月，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重申了这一点。第二代领导人也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科普教育，1980年7月，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讲授农业、能源、人口、环保、计算机、空间技术、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二代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科技的作用，更强调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科技思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又详细地论证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根据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阐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要素的关系，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9月，这一论断更进一步表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178页。）。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思想的更具时代意义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由于这一时期科技工作包括了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思想也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早是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其中包括“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1982年11月，彭真“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谈到精神文明时提到：“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的重要性。”（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207页。）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要“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页，第170～172页。）。这是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科普，是党对科普工作理论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同月，国务院转发有关文件的通知中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陈旧的社会观念”，要“发挥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到了“传播、发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
第三，由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是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组织前提，因此尊重和强调知识分子主导及其作用是这一时期科普组织工作的首要方面。这一时期，邓小平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并多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包括科普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为新时期科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四，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歇移到经济建设上，也由于要实现对科普工作庸俗化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也就是服务于经济中心所决定的人才培养战略，是以提高带动普及。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教育“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同年8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次年2月，国务院拟定88所重点大学，1981年增至96所；1980年10月，国务院作出分批试办重点中学的决定，至1989年，全国共有2187所重点中学。提高性科普方式还有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1989年这三种方式在校考生分别为630万、42万、300万，另外还有634所普通高校实行函授和夜大学。这些提高性教育极大地带动了科学普及。
第五，由于要“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改变了过去过于简单化的群众运动方式，而代之以高效的有层次的体系化方式。这一体系化方式主要体现在各级科协组织和基层科技推广的科普活动中。1978年11月，中国科协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1980年3月和1986年6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要“大力做好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此期间恢复并极大地发展了各级科协组织；地方分会延伸至县乃至公社、乡、镇，据统计，1982年全国公社级科普协会由近4000个发展到15000多个；专业分会则延伸至三级学科，每个专业分会都有科普小组，发起了城市职工的读书学科学的热潮，1983年全国有1000万职工参加，1984年则达1500多万。1981年开始了科技推广的整顿与改革，此后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到80年代末已经基本建成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其中有关机构22.8万个，参与人员达150万人。与科技推广体系配套的是1986年启动的“星火计划”和此后实施的“燎原计划”，至1990年，两个计划在推广了大量实用技术的同时，共为农村培训各类技术人才650万人。
第六，传播媒介的科普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科普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1年4月，国家科委指示“科普出版部门”要“出版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要利用电视、广播、讲座等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节目”。（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这一时期的科普出版呈现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中初级科普读物为主，内容以知识普及为主，兼及科学思想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等。第二个高峰是80年代中后期，转向高中级科普，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普及逐渐成为主导，许多科学新思潮被介绍入我国并在社会科学方面得到普及性运用，如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科学方法论以及与科学相关的哲学等。两次出版高峰的共同特点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加盟和丛书形式发行，有影响的丛书如“三个面向”和“走向未来”等。同时，报纸和期刊的科普活动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合适于青少年和家庭阅读的期刊都广泛进行着科普活动；《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协报》、各地方科学报纸的创刊或复刊都极大地带动了科普工作。这一时期的电影科普在8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科教影片以“加映”形式在群众和学生中大量放映；1980年首届“金鸡奖”有3部科教片获奖，而文化部获奖影片中有7部科教片，1983年则为11部；同时，科教片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80年代有10余部获得各种国际电影节奖。80年代后期居民电视普及，中央台和各主要地方台定期或不定期设立了科普节目，较有影响的如中央台的《动物世界》等。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与当前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很有远见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注：《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第三代领导人及其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央，也是一个科学中央，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科技教育。江泽民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到了科普工作。1989年12月，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江泽民认为“要抓好科技普及工作”（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注：《人民日报》1996年5月28日。）；1996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谈到了科普工作，要求“普及科技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4年12月5日。）。1994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1994年6月起，中组部、等联合举办的现代科技基础知识讲座在人民大会堂开讲。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和当前科普实践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充分发挥科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对科普工作的内涵作了高度的概括，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把科普工作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一种实现方式。这是对前两个时期科普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人强调科学精神中反封建反迷信的方面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功能；第二代领导人把这些功能拓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第三代领导人把科普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科普的内涵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三个方面，它们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邓小平曾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那么科学技术如何才能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呢？江泽民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注：《人民日报》1991年8月26日。）这里明确了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在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都包括了科普，因此可以说，科普工作是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的科普思想在对以往科普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强调了科普的层次性。如前已述，第一个时期侧重于实用技术知识和初级科学知识普及；第二个时期继续技术知识普及并转向了科学前沿知识普及，注意宣传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强调各个层次的科技知识普及的同时，把宣传普及科学思想、方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而把科普区分为知识、方法和思想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三，由于党的领导人对科普工作空前的重视，科普工作已成为党的一项独立的文化事业。第三代领导人的科普思想有三个历史性的“第一”，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第一次谈到科普（1989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到科普（十五大），党中央下达了第一个关于科普工作的专门文件（1994年12月）。1991年5月，江泽民提出科普内涵的讲话是科普作为一项独立文化事业的理论标志；1994年12月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是其实践标志（该项举措曾成为1994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而十五大报告则是其政治标志。在这一科普思想中，科学不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因为科学知识、方法、思想与科技体制及科技成果满足着文化的观念方面、制度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要求。十五大将科普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意义的，因而发展了上两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
第四，当前科普组织工作最重要的特征是政策引导力度的加强。江泽民等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央各种相关会议、文件中再三强调科普工作及其重要性。国家设立了各种科普奖励，如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科普工作者奖以及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的评选。尤为重要的举措是1995年5月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科普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立法则是政策引导的集中体现，《宪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都有国家鼓励科普工作的条文，《科普法》是专门的科普法律，使科普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同时，科技成果推广取得新的进展，各县市在农技站的基础上普遍设立了科普示范乡，从而以行政行为巩固并扩大了成果推广中的科普成就。
第五，在政策引导下，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自觉自主地投身于科普工作是当前科普实践的主流。知识分子自主地开展了各种科普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际科学和平周”活动，百名院士百场科技报告，迈向21世纪的中国科技暨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国科协四届和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传媒是当前科普宣传的主要形式，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策划参与。全国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经常性的科普栏目，影响较大的有中央台的“科技博览”、“走近科学”、武汉台的“科技之光”等，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开辟了科普宣传的第七套节目；同时，各大报纸都辟有科普专栏或报中刊，如《光明日报》的“科学周刊”、《中国科学报》的“大众科学周刊”、《科技日报》的“科学前沿”和“追科星”栏目等；期刊方面则创立了不少地方科普杂志，一些学术杂志辟有科普专栏或已改为科普杂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科普教育，其内容之一是诠释科学中的人文成分，如科学思想、方法、史趣等。目前，全国54所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已圆满完成，正向全国高校推广。有两项活动最为强烈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参与科普的自主性。第一项是9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发起了反对伪科学的活动，至今仍活跃在传媒界和出版界，极大地宣传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如一些科学哲学家发起了“保卫科学精神”的活动；第二项是90年代中期发起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促使人们反思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从而从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是一次很有特色的高级科普活动。
第六，当前科普实践中出现了科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良好势头。在1994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科普出版热潮，像“第一推动”、“科学大师系列”等丛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科普出版的繁荣是适应文化市场需要的结果。市场行为最强的科普活动是商业宣传中的科普，这一时期产品广告的显著特色是科技知识迅速增长。另外，这一时期科普场馆建设和使用也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较好方式。中国科协认定的177家科技馆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的，但也开始有企业参与投资兴建场馆。一些地方开始采取经营方式使用场馆，据报道，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已有6家“海洋馆”以经营方式使用，社会和经济效益良好。
由于党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当前科普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欣欣向荣。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普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有1.7亿文盲，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不足5%，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亦只占10%，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仅占0.3%，广大公众必须通过社会教育和科普教育增长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另一方面，科普人才的流失较为严重，相对需求而言，科普设施严重不足。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必须解决几个首要的问题。
第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在坚持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同时，把科普工作定位于知识创新，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普人才的创造热情。为什么科普人才会严重流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以往有意无意地把属于科技创新的科普工作当作重复性劳动，科技专业人员不敢理直气壮地从事科普工作，科普工作者的成果难以得到有关方面的承认（尤其是人事组织方面）。朱丽兰撰文认为，知识创新是包括了科技创新、商业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在内的一切知识创造活动。（注：《光明日报》1998年7月24日（转引自陈建强文）。）其实，知识创新又可以分为原创性和再创性两个层次，科普是对科技原创性知识的再创新，科技知识与哲学、艺术、文学、传播媒介乃至宗教等正面或反面的结合，构成了一项全新的文化创新活动。江泽民1996年5月讲话指示要“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科普；1991年8月，李瑞环在一次讲话中要求科技宣传“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32)。其实，这些指示已经要求我们把科普作为一项传播上的文化创新活动。今年6月，我国正式启动知识创新工程（江泽民就此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把科普工作定位于知识创新上，充分调动和发挥科普人才的积极性，使之更好地投身于知识经济的大潮。
【关键词】领导集体/科普思想/科普实践
【正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现代世界历史的精辟洞见，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指南。由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继而对政治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精神必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思想必将作为一切思想的先导，科学方法必将构成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科学知识必将成为人类知识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作为科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普及已不仅仅是一个实践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时间为界，把我国科普工作分为三个时期，目的在于探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形式、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科普实践应有的方向和任务。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一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十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学习。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运用了科学知识的例子和比方，他领导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一种成功的科普典范之作。1942年，他在《文化课本》的序言中就已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注：《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54年底，根据他的指示，中科院在京科学家向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负责人宣讲了原子能科普知识。1955年初，他还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并观看了现场演示实验。这一时期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普及是科技内容与文化教育形式的紧密结合，因此，科技思想和文化教育思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阐明了科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注：《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63年12月，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注：《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以上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新的发展，集中体现了的科技思想。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选集》第2卷第706页。），建国初，把这一文化指导思想运用到教育上，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注：《选集》第2卷第708页。）。同时，文化的大众方向包含了普及思想，写道：“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注：《选集》第2卷第707页。）科普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文化事业，普有科技的内容、教育的形式、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新闻出版的传播途径，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科技和文化教育思想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具有反封建、反迷信、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干部思想改造的功能。指出，文化的科学内容“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⑦。1952年在爱国卫生运动发起之初多次强调要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1958年2月，在签发农技工作的文件时指出，“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可以打掉官气”（注：《选集》下卷第15～20页，第415页。），可以教育干部。这些论述和指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第我国科普实践中的体现。
第三，由于“大众的文化”决定了科普的主体是工农群众，科普的文化教育方式决定了科普主导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组织方式。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技科普的通知中首次提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组织方式。1963年初，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重申了“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注：《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5页，第578页。）。
第四，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队伍不够大，工农群众的文化觉悟不够高，因此这一时期科普的具体组织方式以比较容易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主。1952年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普及了卫生科学知识、科学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1955年底发动的除“四害”运动普及了害虫害畜的生态和生活史知识。1956年初，发起的“向科学进军”的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
第五，由于工农群众中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949年为80%），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乃是把科普作为扫盲之后的提高。1956年5月，指出：“要普遍提高科学水平，一定要先扫除文盲。”（注：《选集》第5卷第203页。）这一战略使得业余教育成为科普的重要方式。1950年，政务院共颁布了七个关于业余教育的文件，指出：业余教育以扫盲为主，兼以技术普及教育。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工厂和绝大部分农村都进行了业余教育，仅1958年就有6000万人参加。1958年开始实行的半工（农）半读教育是在文化提高中进行科普的重要方式，至1966年，全国有此类学校4000多所，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61600所。
第六，正规的经常性的科普工作体现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工作和技术推广工作中。中华全国科普协会成立于1950年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科学技术普及”这一概念），到1956年该会拥有27个分会和983个支会，18万余会员，其中有15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仅1956年，该协会就举行了20多万次演讲，3000多次展览，还广泛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科普。5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负有培训农民的使命，至1957年达每区一站，60年代初则达到每公社一站。
第七，运用传播媒介进行科普宣传。1955年10月指示：“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电影放映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还在50年代初期，科普协会就创办了《科学大众》和《科学画报》两种科普月刊，1956年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1956年又创办了《知识就是力量》和《学科学》两种月刊，其发行量最高分别达23万册和11万册。1956年还成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全国出版了3000多种小册子，248种科普小册子发行890万。电影是这个时期仅次于出版而以传播方式进行的科普途径。1952年5月政务院就组织拍摄放映了宣传反细菌战的科教片；1949～1955年间优秀影片的授奖中有科教片8部，优秀创作人员8人；1957年，北京师范学院建立了首都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扩展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50年展起来的农村广播网到70年代已深入到农户，极大地宣传普及了农技知识。
每次科技重大突破而伴随的声势浩大的科普宣传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如“两弹一星”的宣传等。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二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一方面破坏了有组织的和行之有效的科普工作；一方面又将科普工作庸俗化，严重地阻碍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开创了科普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会上说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强调要做好普及工作，1981年4月，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重申了这一点。第二代领导人也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科普教育，1980年7月，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讲授农业、能源、人口、环保、计算机、空间技术、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二代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科技的作用，更强调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科技思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又详细地论证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根据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阐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要素的关系，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9月，这一论断更进一步表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178页。）。这一思想是关于科学技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思想的更具时代意义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由于这一时期科技工作包括了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思想也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早是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其中包括“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1982年11月，彭真“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谈到精神文明时提到：“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的重要性。”（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207页。）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要“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页，第170～172页。）。这是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科普，是党对科普工作理论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同月，国务院转发有关文件的通知中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陈旧的社会观念”，要“发挥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到了“传播、发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
第三，由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是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组织前提，因此尊重和强调知识分子主导及其作用是这一时期科普组织工作的首要方面。这一时期，邓小平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并多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要把‘’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包括科普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为新时期科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四，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歇移到经济建设上，也由于要实现对科普工作庸俗化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也就是服务于经济中心所决定的人才培养战略，是以提高带动普及。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教育“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同年8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次年2月，国务院拟定88所重点大学，1981年增至96所；1980年10月，国务院作出分批试办重点中学的决定，至1989年，全国共有2187所重点中学。提高性科普方式还有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1989年这三种方式在校考生分别为630万、42万、300万，另外还有634所普通高校实行函授和夜大学。这些提高性教育极大地带动了科学普及。
第五，由于要“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改变了过去过于简单化的群众运动方式，而代之以高效的有层次的体系化方式。这一体系化方式主要体现在各级科协组织和基层科技推广的科普活动中。1978年11月，中国科协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1980年3月和1986年6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要“大力做好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此期间恢复并极大地发展了各级科协组织；地方分会延伸至县乃至公社、乡、镇，据统计，1982年全国公社级科普协会由近4000个发展到15000多个；专业分会则延伸至三级学科，每个专业分会都有科普小组，发起了城市职工的读书学科学的热潮，1983年全国有1000万职工参加，1984年则达1500多万。1981年开始了科技推广的整顿与改革，此后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到80年代末已经基本建成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其中有关机构22.8万个，参与人员达150万人。与科技推广体系配套的是1986年启动的“星火计划”和此后实施的“燎原计划”，至1990年，两个计划在推广了大量实用技术的同时，共为农村培训各类技术人才650万人。
第六，传播媒介的科普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科普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1年4月，国家科委指示“科普出版部门”要“出版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要利用电视、广播、讲座等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节目”。（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这一时期的科普出版呈现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中初级科普读物为主，内容以知识普及为主，兼及科学思想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等。第二个高峰是80年代中后期，转向高中级科普，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普及逐渐成为主导，许多科学新思潮被介绍入我国并在社会科学方面得到普及性运用，如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科学方法论以及与科学相关的哲学等。两次出版高峰的共同特点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加盟和丛书形式发行，有影响的丛书如“三个面向”和“走向未来”等。同时，报纸和期刊的科普活动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合适于青少年和家庭阅读的期刊都广泛进行着科普活动；《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协报》、各地方科学报纸的创刊或复刊都极大地带动了科普工作。这一时期的电影科普在8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科教影片以“加映”形式在群众和学生中大量放映；1980年首届“金鸡奖”有3部科教片获奖，而文化部获奖影片中有7部科教片，1983年则为11部；同时，科教片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80年代有10余部获得各种国际电影节奖。80年代后期居民电视普及，中央台和各主要地方台定期或不定期设立了科普节目，较有影响的如中央台的《动物世界》等。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与当前的科普实践
在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很有远见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注：《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第三代领导人及其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央，也是一个科学中央，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科技教育。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到了科普工作。1989年12月，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认为“要抓好科技普及工作”（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注：《人民日报》1996年5月28日。）；1996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谈到了科普工作，要求“普及科技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4年12月5日。）。1994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1994年6月起，中组部、等联合举办的现代科技基础知识讲座在人民大会堂开讲。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和当前科普实践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充分发挥科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对科普工作的内涵作了高度的概括，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把科普工作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一种实现方式。这是对前两个时期科普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人强调科学精神中反封建反迷信的方面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功能；第二代领导人把这些功能拓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第三代领导人把科普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科普的内涵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三个方面，它们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邓小平曾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那么科学技术如何才能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呢？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注：《人民日报》1991年8月26日。）这里明确了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在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都包括了科普，因此可以说，科普工作是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的科普思想在对以往科普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强调了科普的层次性。如前已述，第一个时期侧重于实用技术知识和初级科学知识普及；第二个时期继续技术知识普及并转向了科学前沿知识普及，注意宣传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强调各个层次的科技知识普及的同时，把宣传普及科学思想、方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而把科普区分为知识、方法和思想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三，由于党的领导人对科普工作空前的重视，科普工作已成为党的一项独立的文化事业。第三代领导人的科普思想有三个历史性的“第一”，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第一次谈到科普（1989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到科普（十五大），党中央下达了第一个关于科普工作的专门文件（1994年12月）。1991年5月，提出科普内涵的讲话是科普作为一项独立文化事业的理论标志；1994年12月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是其实践标志（该项举措曾成为1994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而十五大报告则是其政治标志。在这一科普思想中，科学不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因为科学知识、方法、思想与科技体制及科技成果满足着文化的观念方面、制度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要求。十五大将科普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意义的，因而发展了上两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
第四，当前科普组织工作最重要的特征是政策引导力度的加强。等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央各种相关会议、文件中再三强调科普工作及其重要性。国家设立了各种科普奖励，如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科普工作者奖以及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的评选。尤为重要的举措是1995年5月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科普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立法则是政策引导的集中体现，《宪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都有国家鼓励科普工作的条文，《科普法》是专门的科普法律，使科普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同时，科技成果推广取得新的进展，各县市在农技站的基础上普遍设立了科普示范乡，从而以行政行为巩固并扩大了成果推广中的科普成就。
第五，在政策引导下，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自觉自主地投身于科普工作是当前科普实践的主流。知识分子自主地开展了各种科普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际科学和平周”活动，百名院士百场科技报告，迈向21世纪的中国科技暨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国科协四届和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传媒是当前科普宣传的主要形式，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策划参与。全国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经常性的科普栏目，影响较大的有中央台的“科技博览”、“走近科学”、武汉台的“科技之光”等，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开辟了科普宣传的第七套节目；同时，各大报纸都辟有科普专栏或报中刊，如《光明日报》的“科学周刊”、《中国科学报》的“大众科学周刊”、《科技日报》的“科学前沿”和“追科星”栏目等；期刊方面则创立了不少地方科普杂志，一些学术杂志辟有科普专栏或已改为科普杂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科普教育，其内容之一是诠释科学中的人文成分，如科学思想、方法、史趣等。目前，全国54所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已圆满完成，正向全国高校推广。有两项活动最为强烈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参与科普的自主性。第一项是9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发起了反对伪科学的活动，至今仍活跃在传媒界和出版界，极大地宣传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如一些科学哲学家发起了“保卫科学精神”的活动；第二项是90年代中期发起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促使人们反思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从而从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是一次很有特色的高级科普活动。
第六，当前科普实践中出现了科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良好势头。在1994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科普出版热潮，像“第一推动”、“科学大师系列”等丛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科普出版的繁荣是适应文化市场需要的结果。市场行为最强的科普活动是商业宣传中的科普，这一时期产品广告的显著特色是科技知识迅速增长。另外，这一时期科普场馆建设和使用也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较好方式。中国科协认定的177家科技馆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的，但也开始有企业参与投资兴建场馆。一些地方开始采取经营方式使用场馆，据报道，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已有6家“海洋馆”以经营方式使用，社会和经济效益良好。
由于党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当前科普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欣欣向荣。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普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有1.7亿文盲，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不足5%，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亦只占10%，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仅占0.3%，广大公众必须通过社会教育和科普教育增长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另一方面，科普人才的流失较为严重，相对需求而言，科普设施严重不足。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必须解决几个首要的问题。
第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在坚持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同时，把科普工作定位于知识创新，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普人才的创造热情。为什么科普人才会严重流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以往有意无意地把属于科技创新的科普工作当作重复性劳动，科技专业人员不敢理直气壮地从事科普工作，科普工作者的成果难以得到有关方面的承认（尤其是人事组织方面）。朱丽兰撰文认为，知识创新是包括了科技创新、商业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在内的一切知识创造活动。（注：《光明日报》1998年7月24日（转引自陈建强文）。）其实，知识创新又可以分为原创性和再创性两个层次，科普是对科技原创性知识的再创新，科技知识与哲学、艺术、文学、传播媒介乃至宗教等正面或反面的结合，构成了一项全新的文化创新活动。1996年5月讲话指示要“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科普；1991年8月，李瑞环在一次讲话中要求科技宣传“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32)。其实，这些指示已经要求我们把科普作为一项传播上的文化创新活动。今年6月，我国正式启动知识创新工程（就此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把科普工作定位于知识创新上，充分调动和发挥科普人才的积极性，使之更好地投身于知识经济的大潮。
从近代科学传入中国起，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就开始积极地宣传科学，希望通过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来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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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2015年）[EB/OL].（2011-07-04） [2014-05-11]http：//.cn/n35081/n38213/n38259/n13173642.files/n13034869.pdf
[6]中国科普研究所.2010科普理论国际论坛暨第十七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
[7]中国科普研究所.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论坛暨第十八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2.
[8]中国科普研究所.第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暨2012亚太地区科技传播国际论坛论文集[C].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3.
[9]中国科普研究所.第二十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原来，2005年12月15日，正在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国家“女子铁人三项集训队”在昆明进行高原训练时，遭遇了严重车祸，造成一死八伤。
车祸发生时，普小云驾车第一个途经现场，立即帮助集训队急救伤员、疏通道路，并带领搭载受伤运动员的车队赶到玉溪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减轻了集训队的人员伤亡。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尽到了自己的救助责任，其高尚的师德，正是普小云教师生涯追求的目标。
30年的高校工作，普小云将其概括为一句话“教书学习做学问”。
教书，他崇尚两句话，第一句是中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第二句是西语“给人以再多的金子不如给他一块点金的石头”。知识是用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人生有涯，学海无涯”，普小云从小学到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习跨度长达37年。就算华发尽染，他仍旧坚持“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真正“活到老，学到老”。
至于做学问，他认为兴趣也是做学问最好的兴奋剂，理论的千头万绪，实验的重复单调，其实都很辛苦，但研究中的发现带给人的愉悦就是最大的快乐。
普小云在云南大学物理系讲授“原子物理学”、“光学”和“非线性光学”等课程，内容丰富清楚，注重思维启发，师生互动较好，学生对其任课的网上评教平均分是95，8分，位居物理学院教师得分前列。先后获得云南省高等学校第六届教学名师、云南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和全国宝钢优秀教师称号，先后5次获得云南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作为研究生导师，普小云2002年以来共指导博士生6名，硕士生36名，其中张远宪、祝昆和周丽的毕业论文，先后获得云南省优秀硕士论文，硕博连读生李强获得2010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称号，2009级博士生张远宪的学术论文获得2011年云南省科协第十届优秀论文一等奖，2011级博士生孙丽存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
作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普小云每年都氖2-4名本科生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2006年以来所指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6人次获得云南大学优秀毕业论文，并发表于相关专业刊物上，已经获得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一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云南大学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对易红明毕业论文的抽查评价是“‘利用石英毛细管精确测量液体的折射率’一文，可以作为对本科生进行专业教育的范文”。
指导学生的课外科技活动，成果更是引人注目。
